梁思申奇道：“国家不管吗？那么他们失去工作后有没有最低生活保障？”
杨巡也被问奇怪了：“我从来都没有过，不是活得好好的？工人比我们农业户口的运气好，有单位养那么多年，够他们了。把单位折腾死了，我接手还得付买断工龄钱，我才最冤。”
原来这里是国家把福利责任交给企业负担，可而今体制变革形势变化，有些人就成了牺牲品。梁思申想了好一会儿，道：“对于解雇工人，给予工人适当补偿，我觉得是应该的，照这儿的办法是买断工龄。但是我不认可你一笔钱分几年给。听听他们今天的声音，这笔钱对于我们，是影响进度，但是对于他们，影响的是他们的生存。即使对于我们来说，进度意味着一切，可是你不能不承认，你不能无视他人的生存……”
“你错了，他们没生存问题。我现在给他们的钱已经多于他们的年收入，他们以前怎么过，现在还怎么过，不会受影响。以后他们有没有收入、怎么过，那不是我考虑的事，该由他们自己考虑。他们的问题是，以前国家抱着他们，他们靠着国家过一辈子。现在国家不抱了，他们想通过闹事粘在你我身上靠一辈子。你听出来没有？包括萧然的工厂也是一样，一方面是他的管理水平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工人靠惯了，懒惯了，一下让外国人管起来，吃不消了，宁可懒着，拿少一点的钱。你在国外，没见过这些事，以为他们闹，是因为他们有多大委屈，不是。”
梁思申道：“你说得也有道理，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带我见识过他们的工作，我并不认为我有义务抱他们一辈子。但是我们应该关注他们的生存。我们按照政策一次性地把买断工龄的钱付了，他们可以合理投资，或许是新生活的起点。最不济，也可以存起来，有笔钱傍身。另一方面，我们一年付一次，肯定没考虑付给他们滞后付款的利息，我们这是利用强权强扣他们赖以生存的钱来发展我们的事业，吞没这笔钱产生的利息，这种做法非常恶劣。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这么做。再有，我是从企业形象来考虑。我们准备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商场，商场需要给人亲和的形象，要是传出去我们是恃强凌弱的人，是不讲理的人，以后谁还敢来我们的地方花钱？刚才包围我们的工人，以后就是我们的顾客，他们的言论会影响他们周围一大帮人，以致最后影响我们的形象。最后是我的个人感受。我看今天包围我的人年纪都不小，他们未来的就业很成问题。我为我必须解雇他们，断了他们的依靠而内疚。我们应该还没难到付不起这些钱的地步。我愿意付出利息，专项资金支付这笔买断工龄的费用。”
杨巡几乎是从听第一句开始就想驳斥，但是忍着，并不是因为梁思申说得有理，而是因为他不想让梁思申难堪。但他心里早已左一个“理想主义”，右一个“不切实际”，几乎全盘否认梁思申的话，只有最后一条，他承认这才是梁思申的理由，大小姐可怜穷人，大小姐的钱来得太容易，愿意花得容易。他不。他从小只有比今天这些人更穷，他靠谁去？亲戚都不让靠呢，没钱的时候就饿着呗，受不住就挖空心思赚钱，靠自己才是办法，妄图靠别人的都是懒汉。他初中开始就卖馒头挣钱，他还放弃上高中出力养家，他那时候还不到法定工作年龄呢，可见只要想赚钱，总有办法，那些四五十岁的女人男人哪会没处就业？没法就业，那不是他的原因，是那些人自己的原因。他根本不接受梁思申那一套。
杨巡耐心等梁思申说完，才非常干脆地道：“第一，贷款不容易；第二，我拿不出这笔钱。你已经看过账目，我们资金紧张，我请的施工队是带资进场，等工程结束我才付钱给它，也没利息这回事；第三，分期付款买断工龄费符合政策规定，不是我有意苛刻；第四，我有基建经验，我手里的每一分钱全有规划。我们的项目这才是开始，我必须在每一个用钱的口子都死死卡住，不留一点余地，否则，今天可以为买断工龄费开一道口子，明天就有其他理由让我开别的口子，没完没了，我们的预算肯定超支到不知哪儿去，影响的是我们项目的生存。以上是理由。最后说我个人的意见。我们的分工很明确，以前早已说定。既然我管着这边的实务，你得放手给我，不要干涉。只要我不犯法，你不要插手。另一方面，我人都可以给你，我当然会对你负责，不要相信他们说的，我不会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