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第十七章）(4)

    我丈夫倒好，在家里就穿上了皮大衣，下午就穿上了，就这么穿着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演《奥赛罗》时，他整个夏天便穿着那少年侍卫的服装，不仅在家里穿着，上饭馆时也穿着。那样子太难看了!一双罗圈腿，喝得醉醺醺的，脸拉得老长，如今还像个妓女似的头上顶着一脑袋浅颜色的假发，那假发大．得跟一顶羊皮帽子似的。，他下午就化上妆、抹上了脸蛋，那样子太难看了。他在《三名火枪手》中又演了一个什么会飞的小丑，也是上午就穿上那身衣服不肯脱下来，甚至恨不得穿着那身衣服回家，给我在利本尼丢脸。有一次他的胳膊脱骱了，你们以为他就病休了?没有的事!像足球运动员那样让人家做了个封闭，接着演。演出《克列麦尔大钟楼》时他总穿着皮大衣，剧院里很热，他不管是换景搬家具、道具都穿着它，弄得满身大汗淋漓，在这剧演出时他撑着那面大红旗，甚至连旗带人倒下了，摔在囚犯们身上，我丈夫则晕倒在那面红旗下面。他们还得想法让他苏醒过来，因为他发着烧。”我一边说一边用餐巾擦拭掉在桌上的碎渣儿，拿起胡椒小罐、牙签瓶儿，把诗人们这张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希夏尔先生过一会儿就感叹一句：“真是太奇妙了!”可是科拉什先生的表情却越来越严肃，等他认真地洗过手，擦干之后说：“艾丽什卡太太，他多大岁数了?您转告他，问他多大岁数了!在这种年龄，四十七岁了，在外面却连一本书也没有。一大批作家在他这年龄都已经死掉了!您转告他，让徽号旗盖住了贵族议事厅虽然美，让红旗压在他身上，他晕了过去这虽然壮观，在酒馆里跟顾客们神侃《恶鹿》的故事，大吼一声：‘啪!这里有只死鹿!’这当然过瘾，但这一切把写作都耽误了!您转告他，更好地表达自己意思的人，才是最优秀的人。

    告诉他，这一切等他写出来之后才开始更动人……”又进来两位黑人顾客，就是那两个错把洗手水当饮用水喝了的人，他们龇着牙对着我笑，还吓唬我说那一次他们就知道那碗水是干什么用的。诗人们站起身来，付了钱。希夏尔先生已经抽完烟，他把烟灰弹在黑人桌子上时，嘴巴还在说着：“真是太奇妙了！”掏出他那把梳头发的小梳子，梳理了一下他那剪成刺猬式的短发。科拉什先生扣上他的西服上衣，这是诗人汉志让给他的。他跟我握手时，又叮嘱我说：“艾丽什卡太太，这全在您啦!我说呀，您就自己拿主意行事吧!把您的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可主要的是，要加点压力!”他拿着我的手，我感觉到他少了一个指头，在他当木匠的时候失去的那个指头，诗人为此而感到骄傲，他也不隐瞒这一点，像个受了老师夸奖的小男孩一样地笑了。我并没有夸奖诗人，可是他的表情那么谦虚，仿佛有人老在夸奖他。我真希望我的丈夫也能像科拉什先生那样会穿衣服，也能像科拉什先生那样将白手绢搁在上衣胸兜里，也能像科拉什先生那样对自己有一种自豪感。

    他为之感到骄傲的不是他自己这个人，而是作为诗人，深深融合在他内心的这个诗人，这个诗人在科拉什先生的整个外貌上、包括服装在内的整个人物从老远就光芒四射。就像我第一次在利本尼街上遇见沃拉吉米尔先生那样，人们老远就能看到朝他们走来的那个人有一头漂亮的鬈发，个子高大得跟美国篮球运动员一样，他有一个卵形的漂亮脑袋，像理发师装饰打扮了一番的美国孩子的脑袋一样，他那个鹰鼻子微微有点儿歪；而我丈夫就像街上任何一个随随便便的普通人，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一个布拉格的穷光蛋。我一边招待顾客，一边在想着科拉什先生这件小方格花纹的化纤毛料上衣，想起了我只见过一面的汉志先生，他也有一件跟科拉什先生同样的西服上衣。汉志先生戴了副度数很深的眼镜，也跟我丈夫一样只是业余写作而已。他是在一个生产摩托车的工厂里上班，往车座里塞铁丝、做摩托车座椅的。他下到摩托车厂来，也跟我从原来拥有十几间房子和别墅、夏日消暑住宅、司机、厨娘齐全的家庭跌落到餐馆厨房一样。不过去年他已经死了。

    死的时候个子干瘦得躺在一副小孩棺材里，就像弗朗采·斯沃波达这位英俊的足球运动员一样，他生前梳着分头，是斯拉维亚队的足球队员，连出去踢球时，箱子里还要放一套晚礼服，可是到他死的时候却只有三十五公斤重，但他踢中锋的时候曾有八十九公斤重。汉志跟这中锋一样是个美男子，他还当过两百米赛跑的共和国冠军。诗人汉志既是参赛运动员又是诗人。他写了《盛事》，第一次地用诗写了八位女市长在皇家草坪上的比赛。我下班回来，心里还在想着科拉什先生从汉志先生那里得来的那件小方格图案的化纤毛料上装，想着他蓝条子领带和胸兜里的白手绢，心想，我丈夫大概也该这么打扮。我掰着手指关节，一琢磨，不行!我丈夫那套服装，黑灯芯绒、那套打扫烟囱的人的服装，他那套劳动服对他更合适、更好。我丈夫几乎总是能摸着我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