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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猛《钢的琴》:东北的死亡与重生(3)

时间:2022-06-23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春日餘盡 点击:

  《钢的琴》通过一个子代的视角不断去尝试模仿父辈的语言,回归那个过往的时代。比如说《钢的琴》中导演选用的音乐元素,包括着80年代的老歌、苏联歌曲和东德歌曲,甚至还有电子游戏音乐,配合着电影镜头语言,以缅怀那个逝去的时代。俄罗斯Lube乐队的《Скородембель(就要复原了)》这首曲子有两处响起,第一处是在工人们着手准备造琴材料之时(57:04-59:49)第二处是在钢琴快要制造完成之时(75:21-77:43)。在音乐第一处响起的时候共采用了26个分镜头[],其中只有9个分镜头采用特写,更多是全景、中景等聚焦废旧工厂以及这座废墟般的城市的总体样貌。而第二处响起时一共有34个分镜头[],共有21个特写镜头来聚焦工人们不同分工的劳动场景。如果我们将景别的选择看做一种叙事空间和话语权利的话,那么特写与大特写的镜头使人物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空间,将镜头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人物身上,就能够给予人物充分的话语权。[]因此,如果说第一次响起的时候影片主要使用了全景、中景来展现工人们被限定在一个工厂空间当中,与时代的相比,个体是多么的渺小,那么在第二处则多为特写,工人们占据整个镜头也就越来越有力量。在钢琴被造完之时,工人们伴随着《西班牙斗牛士》跳起弗拉明戈舞,摄影机的位置越来越低,摄影机拍摄的角度也越来越仰,(甚至只有4个分镜头并非采用仰视的角度),在钢琴造成的时刻,影片用镜头语言说明了,他们的父辈是这里的主人。

  如果将这部电影放在一个电影史的空间当中去的话,我们发现《钢的琴》想要延续的是建国初期的工业题材电影。却又不同于“在共产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这样一套价值系统下展开叙事”,而是一种对于传统的重构。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蔡楚生拍摄《王老五》是从一个知识精英的角度去俯瞰芸芸众生[],那么在1949年建国之后,工人是革命的主力,知识分子开始仰视工人。而在如今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对于工人再次回到了俯视的视角,但是,《钢的琴》处于一个平视或是依然是仰视的状态。影片想要把这种工业题材的电影价值从共产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等宏大视域,移植到个人的世俗生活层面。并且开始聚焦于个人生活的困境——挣扎在当下资本和市场重压下的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但这又不同于第六代电影导演的沉浸在个体小世界,张猛更想从“子一代”的角度表达的还是社会性的群体与时代。[]这股劲头恰恰与50年代工业题材电影所彰显的工人阶级战天斗地、自力更生的精神价值相吻合。

  《钢的琴》的确是从“子一代”视角对于过往时代的缅怀。工业社会训练出来的人,是一种工友的关系,实际上是哥们儿。“你以为就你有孩子呢?你记住了,这事儿你有多难,那些人他就得有多难。对别人没啥好处的事,谁能和你折腾呢。”[]——的确,如果我们将这个逻辑代入《钢的琴》的剧情,一行人放下手头的工作,不计成本去造钢琴,确实太过于理想主义。但是,在过去的那个时代,一切皆有可能。正如同导演张猛评价这部影片:“一架钢琴的事情能够把所有人再忽悠到一起、集结到一起,这是我特别中意的一个地方。”[]

  四、新东北文艺复兴:父辈故事与子代书写

  2002年,王兵执导纪录片《铁西区》,用了九个多小时记录了沈阳铁西老工业区的历史变迁。2011年,张猛拍摄电影《钢的琴》,2014年,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上映……可以说,这些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亡、工人阶级没落的影片,从文艺、文学史的角度上,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即,有越来越多的70后、80后东北作家开始以一个子辈的视角书写父辈的时代,如双雪涛、班宇、郑执。黄平在《出东北记》中将这些作家与1930年代“东北作家群”类比,将其命名为“新东北作家群”[],这一现象,不仅包括文学,更是包括电影、音乐在内的全方位的“文艺复兴”。

  黄平认为,“新东北作家群”的书写依然是共同体内部的写作。“子一代”视角是一个既在“外部”又在“内部”的视角:因其在“外部”,在多年之后回溯,可以总体性地、历史性地回顾共同体的命运,超越个人视角的有限性;因其在“内部”,血缘与阶级上的父子关联,使得“代言”的道德难题迎难而解,他们天然堤有“代言”的合法性,父辈的命运最终落在子一代身上。[]

  但是,在时代语境下,“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并非如俄狄浦斯王的“弑父”或者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尊父,而是指向了更大的文化范畴。在时代的变革中,作为国家的主导的工人阶级未能保留住自身“父亲”的位置,对于个体家庭而言,更是带来了更多的忧伤、困境与灾难。子代与父辈之间的裂缝中又饱含着相互较差、阻断和冲突。

  在时代的文本之下,父亲不再以权威式的角色出现,甚至暴露出脆弱的一面。[]子辈也过早的需要承担起父辈生活的重担,正如东北作家双雪涛在《飞行家》中写到的,“要说大部分的儿子,无论怎么努力,内心里总有个核心的部分,和父亲相连。”[]

  《钢的琴》的导演张猛说,“我们在东北长大的孩子,对工业时代有特别深的情结。”[]而在《钢的琴》拍摄的时候,拍摄现场曾被群工人围着在看。在张猛眼中,“他们已经进入到了自怜、自贱的状态。……这是让我最想不通的东……因为我表现的是社会变革中的他们,他们的内心状态。也许这是我对他们一厢情愿的感受,也许不是他们自己的感受。”[]

  或许,对于父辈的感情,子一代想要表达的并非复仇、也并非崇拜,而是一种对于过去的回忆、怀念与谅解。那些子一代在文学、电影、音乐中谈论自己的父辈,记录一个时代的盛衰、记录一个个家庭的苦难、底层人物的悲哀,也正是在子一代的书写、创作、表现当中,东北的过去被镜头和文字记录,东北,带着旧有的荣耀与苦痛,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重生。

  引用及参考书目:

  [1]张猛,皇甫宜川,石川,蒲剑.《钢的琴》四人谈[J].当代电影,2011(06):39-47+163.

  [2]黄平.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3]刘岩.记忆与生产——评电影《钢的琴》[J].文化研究,2013(01):42-51.

  [4]袁庆丰.“新左翼电影”的题材选择和批判性的社会立场表达——以电影《钢的琴》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35(05):73-77.

  [5]李云雷.工人生活、历史转折与新的可能性——简评《钢的琴》[J].电影艺术,2011(02):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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