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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时间

时间:2022-06-14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麦家 点击:
捕风者说(全文在线阅读)   >   八大时间

  1.1964年1月5日

  这是我最伟大的一天,没有这一天,也就没有了我。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个人最大的事,但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的生死留下记忆。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闭眼。生的啼哭唤醒的是别人的记忆,死的闭眼关闭的是自己的记忆。生于何时,死于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状,这些记忆都储存在他人的记忆中。所以,谈自己的出生,无异于做小说,你说得头头是道,闻者都信以为真,但其实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

  时间是放在空间里的(反之亦然),赋予我成其为人的这个时间: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离杭州41公里的一个古老的大村庄里的,村庄名字叫蒋家门口,行政上隶属富阳县(1994年撤县改市)。富阳是个默默无闻的地名,但其下有两张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达夫。富春江因黄公望留下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而名震遐迩(现今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蒋家门口是富阳的第一大村庄。这是一个殷实而富丽的村庄,它的古老,它的富丽,它的人丁兴旺(现有4000多人),都使它显得不像一个村庄,而像一个古镇。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这里就有了翻造上海滩上的三层楼房,宽敞的回廊,红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门(3米高、2米宽),龙飞凤舞的飞檐立柱,宽阔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80年前,我爷爷的父亲卖掉了40亩竹山,带着两个儿子——我爷爷和小爷爷——开始模造这栋来自上海滩上的三层楼,虽然是缩小版的——只有两层半,规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给我们家带来了经久的美誉。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有外乡人来我们家参观,指着我熟视无睹的种种雕像、石刻评头论足,流连往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个远房叔叔的引导下也去看过,至今记忆犹新,见了我夸奖不已。

  能够出生在这样一栋堂皇气派的房子里,应该是我的荣幸,但我的父亲却不这么看。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我们必须离开这座房子,否则我们家难有翻身之日。这么说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们家前面的一栋楼。这也是一栋三层楼,但似乎没有那么考究,没有那么多纯属审美的铺张浪费。那是一栋结构比较简单、实用的三层楼,长长的一排,有点像现在的单位宿舍楼,外墙粉刷成红色,到了我小的时候它还是红的。我们家和他们家中间只有一条不到两米宽的弄堂,也就是说,它的“屁股”对着我们家大门。父亲告诉我,我们祖上和这家人的祖上是死对头,他们之所以将房子造得这么高,这么摆放(屁股对着我们家大门),而且还漆成红色,目的就是为了抑制我们家,破坏我们家的风水。怪的是,自从这栋红房子造好后,我们家族兴旺的景象,日渐败落下来。我的小爷爷为了抵制这种神秘的“破坏”,专门到上海跟一个传教士信了耶稣,回来后每天都在厢房里做祷告。我小时候经常带同学去看小爷爷做祷告,叽叽咕咕的,含糊不清的声音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父亲知道,父亲说他是在祈求耶稣保佑他,而且耶稣也确实保佑了他。我父亲有兄弟四个,也就是说我爷爷有四个儿子,小爷爷只有一个,是独子。但有了耶稣的保佑,小爷爷的儿子接连给他生了七个孙子,而我爷爷尽管有四个儿子,孙子却也只有七个。我爷爷死得早(66岁去世,我没有见着),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耶稣的力量——正因此,他无法活得更长寿。而我父亲虽然发现了这个“秘密”,但由于时势的原因,虽然满心想投靠耶稣重振家业,却又不敢。因为那是一个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稣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亲曾经通过养狗、在家门口摆放石狮子、杀公鸡等多种迷信方式,来摆脱红房子对我们家的诅咒。但事实似乎证明,这些方式过于简单,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振家业作为一个梦想一直盘桓在他心里。

  在我10岁那年,父亲借了钱在我们老屋边上造了一间比较简陋的新屋,那是他为了摆脱红房子的诅咒的第一个大动作。收效似乎是明显的,我哥随即结了婚,我姐也在城里找到了意中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新屋的位置离红房子还是比较近,似乎还在红房子发威的范围之内。于是10年后,1982年,我们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说真正是彻底摆脱了红房子的纠缠。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家转眼成了当地出名的“万元户”。那时候,我已经在部队,在千里之外。父亲从来不要求我调回去,而且总是对我说,你走得越远越好,意思是越远红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为到此父亲和红房子的斗争结束了,殊不知大动作还在后面。1996年,父亲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把我们家的老屋很便宜地卖掉了,真正是惊世骇俗啊!在我们家乡,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让,但祖屋是绝对不能卖的。不过我可以想象,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到底,还是红房子在作怪,在煎熬他,在改变他,在给他勇气和力量。

  父亲对红房子刻骨而经久的疑惧和抗争,让我从小就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门。这是一扇现实之外的门,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学深地的门。

  2.1971年正月初十

  这一天,我号称9岁,其实才7岁。

  在我们家乡,人的年纪是以年头来计的,说你多少岁,说的是虚岁,不是实足年龄。按这种说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么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经是两岁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阴历年中还是旧年,是农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当我出生42天时,我已经两岁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岁,更何况是正月初十。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岁了——其实才7岁零50天。这一天,我背着书包走进了设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后我痛苦地发现,我背的书包特别沉重——那不是书的重量,而是泪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那里为什么是正月里开学,这个问题我没有琢磨过。不过,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是夏季开学了,而我们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开学的。我觉得正月里开学更有种喜庆色彩,书包里藏着压岁钱和酥糕,那感觉是很好的。中国的农村给人最统一的印象是穷,贫穷落后,吃不饱,穿不暖,脏不拉叽,大人缺乏尊严,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说,我们那边不是这样的,我从小没有挨过饿,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过年时还有压岁钱,远的亲戚给两角、五角,近的亲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给一元。我还认了个干爹干妈,自己很节俭的,但对别人很好,尤其对我更好,压岁钱经常给我一张五元大钞。一般一个春节过下来,我可以得到十几至二十块的压岁钱。这是我的零用钱。我用这个钱到县城看电影,买好看的塑料凉鞋和的确良,回来做衬衣。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忆。换句话说,我小时候没有感到过生存上的困难,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有关困难的记忆都来自精神上,来自时尚和世俗。每个时代都有时尚,我少年的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分成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这黑五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顶大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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