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日，好消息传来。关淳留在武汉市了！地质研究所，中央在汉企业，好单位！百分之百！铁板钉钉！系里都填写好了通知书了！果然是结婚证和洗衣机有分量啊!成功了！太好了！太好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春儿，去，今天早些把嘟嘟从幼儿园接出来。咱们全家上餐馆吃去！大吃大喝！好好庆贺！
可是，正如我们课本里中国戏剧说的那样：祸不单行，福不双降。我的分配下来了。我却被分配到湖北省孝感县文化馆。天啦，为什么福不双降啊？一个小小县城的文化馆！哪里需要武大的一个女高材生啊！难道我，转眼就变成县城人了？一辈子的户口，就落在一个小县城了？国家规定孩子户口随母亲，那么，我的子孙后代，将都是乡下人了？大学生毕业生固然吃商品粮，可是小县城和乡下有什么区别？不！我坚决不去孝感！为什么大多数同学都在城市，要我一个人去孝感？
我活该！
10
我21岁去孝感，发誓要"很快"回武汉。我并没有想过，我到底是在几天以后？几个月以后？还是一年两年以后？返回武汉。
待到三年的时光过去，当第四年的春暖花开时节，我已经变成了25岁的大龄女青年，这个时候，我才悔恨地觉悟到：我没有珍惜时间！时间应该是被我一天一天地过。被我分分秒秒地过。应该列出一张生活的日程表，挂在墙上，提醒自己，哪一天该吃什么，哪一天该逛商店购物，哪一天该去看一场电影了，哪一天该和老同学见面聊天（25岁的1987年春天的觉醒，直到40岁的2002年春天，还是在惨痛离婚的催生之下，觉醒才变成了实际行动，我终于列出了一张生活日程表，把它郑重地贴上了我的卧室，一个单身母亲的墙面。那一刻，思绪飞回1987年春天的孝感县城，发现真理和实践真理之间有着多么漫长的距离啊！啊，感慨万千！感慨万千！）
21岁的大姑娘，看起来，还是一个小姑娘。瘦弱，淡薄，刚刚走出校门，还没有学会说话。她没有经验和阅历来支撑自己的语言。她说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时常不知所云。当然，自己还不觉得，自己还十分自以为是（那些中年人和我说上三句话就心有数了。他们不和我争论了。他们的表情就出来了——那种后来我对年轻人也不免经常流露的表情）。
不过，我的自以为是不是故意的，是必然的，因为，在学校，我已经阅读过卡夫卡和伍尔芙了，西方现代戏剧《等待戈多》，哦，意识流，利比多，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孝感县有几个人知道？邓丽君都过时了。还是台湾校园歌曲比较纯美。"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尽管我的童年幻想是吃顿饱饭，我还是有本领体会别人的美好。我们要追求美好，不是吗？要追求！如此，我怎么可以让我们孝感县文化馆，还组织八个大脸盘姑娘，在我们的小院子里，继续排演过时的表演唱呢？什么《赤脚医生向阳花》，八个姑娘，手持彩纸扎成的粗糙向日葵，大脸上堆满空洞多情的傻笑，唱什么"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哪，一颗红心暖万家，暖万家——（电影《红雨》的插曲，1975年放映的片子，过时了过时了！）"
我们应该排练女声小合唱。我从武汉的同学那里借来一只"三洋（录放机的统称）"，大家团团围坐，听磁带上面的歌，模仿学唱。对于小县城，港台爱情歌曲不合适，高难度拉网小调不合适。我选择简单明快温和清新的《毛毛雨》。姑娘们，来，站两排，白衬衣黑裙子，黑面白边的方口北京布鞋，身子轻轻晃动，轻轻地！随着节奏！谁都不准傻笑，只能微笑，不，只需要笑意。预备齐——唱："假日里我们多么愉快，朋友们一齐来到郊外，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淋湿了我的头发，滋润了我的胸怀。啊，毛毛雨！啊，毛毛雨！"
我们文化馆的董馆长，用手指，划拉掉黢黑的鼻孔里淌出来的液体，噗哧笑了。小县城是最不喜欢毛毛雨的，一下毛毛雨，小街就泥泞不堪了。当然当然，一个大城市的小姑娘，下到县城本来就委屈死了，就让你瞎折腾折腾吧。
但是！董馆长失算了！我们的小合唱轰动了县城。我们耳目一新。我们洋派高雅。我们所唱之处，处处掀起欢腾的浪潮。我们文化馆，顿时热闹起来，整个县城所有的文娱活动爱好者，都自动聚集到了这里。我们的业余演出队伍庞大浩荡，到田间地头去演出，把贫下中农的脸上笑得开了花。农民喜欢毛毛雨。毛毛雨又不受灾，又可以歇工休息。"毛毛雨，啊，毛毛雨，你是多么可爱！"——好容易唱的歌啊！胆大的农民马上就跟着唱了。关键的是，歌曲最后还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噢，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农民都说：是的是的！唱得好！
好了。我们开始引人注目。开始接受领导的接见。开始在各种农村文化活动竞赛中获得大红奖状。看看，我给孝感文化馆带来了什么啊？我说的"很快"，就是这个意思。省文化厅马上就注意到我们文化馆了。也就马上注意到我了。都知道我是一个武汉姑娘了。知道我是武大毕业生。知道我是一个小才女。在孝感小县城那是屈才了。现在到处都急需人才啊！事情就是这样，调回武汉的可能性，就是很快就出现了。这是因为，我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而现在已经是需要人才的时代！
我的创作灵感被激发出来，我也需要更大的成绩来表现自己，我到处走访老乡。我流连在董永公园寻找灵感，我在老柳树下托腮想象七仙女下凡的情形。不久，我就新编了话剧《新天仙配》，由孝感县剧团演出，场场爆满，大获成功。去省里调演，震动了省文化厅的领导。他们表扬我更深刻地挖掘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孝文化。我在全省文化系统声名鹊起。接着又编写了话剧《等待小猪倌》，《菊花出走之后》。这两个剧本，都被我们省文化馆的《说唱艺术》杂志刊登了，他们还给我发了62元钱稿费！稿费！天啦！我把这62元钱，缝制在一个红布袋子里，缀上一束流苏，作为吉祥物，高高悬挂在蚊帐里头，我每夜都要看着它，含笑入睡。省话剧团的人问我是否愿意调到他们那里做编剧？我喜出望外。我故作深沉地回答：我得考虑一下，因为省文化厅和省文化馆也想要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