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缉令(2)

    糖厂的红砖围墙有一米半高，墙头上的玻璃碴子怒指苍天，排得十分密集，老几没什么选择，只能任它们割进手心。破烂手套下面是多日积留的污垢以及十多年磨出的老茧，多少挡住一点玻璃的锋利。老几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墙头。

    老几从一扇破窗钻进了厂房旁边的棚子，一进去就掉进了一口热气腾腾的池子。老几的反应终于跟上来：发黑的液体是糖浆。幸亏天冷，糖浆一出炉热度就散发了，不然老几一定已经熟了。也幸亏他的棉袄棉裤厚实，浓稠的糖浆一时还浸不透。

    听觉越过轰隆的机器噪音，能听见枪声穿过糖厂，跟着跑去的青灰马远去。老几从糖浆池子里爬上来，浑身重得他一步也走不动。泡透糖浆的老几成了个铅灌的老几，迈着铅一样的步子，挪到一个角落。角落里堆放了许多破烂口袋，等着被缝补好了再去盛装原糖，老几就藏在口袋堆里。

    骑马的军人还要花一点气力追上青灰马呢。即便追上，他也不一定会马上想到诡计多端的老几在糖厂就已经金蝉脱壳。

    大约十分钟之后，老几听见糖厂的犯人换班了，有人朝棚子里走来。他赶紧挪着铅一般的步子，挪到院子里。院子乱七八糟，废机械，破机床，大捆的干甜菜，任何阴影都庞大宽阔，足够把老几拥入黑色的怀抱。

    天完全黑下来。糖厂里日班已经换成了夜班。老几是蹲着躲藏的，等他想站起来的时候，发现几乎不可能：他下蹲的姿势已经随着灌满棉袄棉裤的糖浆凝固，被铸成了一个蹲着的糖人。他蹲着慢慢向一侧走，仅仅几步，所耗费的体力不亚于那场跟子弹的赛跑。但他不敢坐下，生怕一坐自己又成了一具坐姿的糖人。月光很好，老几在月光里看到了一根棍子，他开始往那里挪动。他终于移动到了棍子跟前。由于棉袄袖子把他的胳膊塑成了抱膝的姿势，他很难痛快地用棍子敲打棉袄关节处凝固的糖浆。他改变了策略，开始用棍子敲打棉袄前襟的纽扣。

    一块块糖被敲下来，老几把它们塞进嘴里。一股股甜水流进他的胃，成了燃料。燃料把老几发动了，他一次次发力，终于把自己从糖衣棉袄里剥离。零下好几度的气温，多亏老几运动量巨大，也多亏有糖给他加油。大概十几分钟以后，老几把棉衣和棉裤关节部位的糖敲了下来。他摸了摸棉袄里子藏的东西。东西好好的，没有沾上糖浆。那是他最后的库存：46块9毛钱，一对纯金袖扣，一个蓝宝石领带夹。

    月亮上到山顶的时候，老几僵硬地上了路。不能走大路，大路此刻正热闹，军人一个排一个连地到达，见什么都叫“站住！”老几连小路都躲开了。他就在荒草里开路，他照相般的记忆这时可是好使，还有他的知识，这些都避免他迷途。他不急不慌地走着，200公里行程，急不得的。

    第二天他花了大半天把棉袄棉裤上的糖揭下来，装进从糖厂偷的口袋里。然后他脱下棉袄，拆下缝在里子上的那块黑布和那团插着针的黑线。他把黑布缝在了棉袄脊背上。黑布不大不小，正好遮挡住“劳改”二字和下面的囚犯番号。泡过糖浆的棉袄针尖根本扎不进去，他的手被扎成一双血手才大致完成缝缀。

    这以后的逃亡日子大致是这样，老几夜里行军白天睡觉。大荒草漠上建监狱，并对犯人松弛看管都是鉴于一个信念：没有吃的，放你跑你也跑不出去。老几却破了例。他的破例是个偶然，是个奇迹。棉袄棉裤上揭下的糖片可以补足他的给养，草地随处可睡，白天太阳把大草漠晒得阳春一般。

    身上的糖够老几三生吃的。偶尔碰上顺路的游牧藏民回归他们的冬牧大本营，他就用随意的藏语和他们玩笑搭讪，再用一些糖片做礼，坐一段路的牦牛背，歇歇他走得血泡重重的脚。有一次碰到一家东乡族老乡，他用糖跟他们换了一只雪鸡，又学着他们的样连同雪鸡精美的羽毛一块在篝火上烧烤。那是他20多天的逃亡里程中唯一一顿不甜的餐食。

    吃完雪鸡后，老几告别了东乡族老乡。老浪子心情不错，有个留学生时代的歌就在嗓子眼做痒，但他还是把它硬压回去了。老几算着，老浪子还有多少天可以出现在婉喻面前。老浪子要好好地抱住婉喻，让婉喻知道这回是把她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婉喻来抱的，而不仅仅是一具女体；他的身和心是特地为婉喻而动情的，仅仅因为她是婉喻而不是任何其他女人。20多岁、30多岁、40多岁那些心猿意马的抱都不算，那都是尽职而已。甚至都不怎么尽职，时常敷衍，时常躲懒。

    他脚板上的血泡全部爆破、所有糖片儿就要给他吃完的那天，他已经快要把偌大的荒草漠走到身后去了。这天傍晚，他碰到一条浅溪，马饮水那样伏在溪里灌了一肚子，又好好洗了个脸，把属于大草漠的面孔还留给大草漠。

    至多还有一个礼拜，他就会见到婉喻了。他要告诉她，老浪子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回来的。他是被你婉喻多年前的眼神勾引回来的。他太愚钝，那些眼神的骚情他用了这么多年才领略。他再不回来就太晚了，太老了。老得爱不动了。

    我祖父陆焉识沿着中国地图上著名的青藏公路蹒跚前进、几乎把他心里的方向走失的时候，我的祖母冯婉喻正从一辆电车上下来，往自己弄堂口走去。

    我祖母并不知道我祖父劳改的地方在青海，××信箱就是陆焉识这个人的地址。一周前，中学的党委副书记找到她，把一张通缉令放在她面前的时候，她一下子没搞清通缉令上的陌生人跟她有什么关系。戴上老花镜后，她又辨认了一会，才认出一点焉识的影子。她的人开始瑟缩，手抖起来，就像我太祖母冯仪芳的帕金森后期。她对党委副书记的所有要求都眨眼皮、点头。

    我祖父在青藏公路的一个小村镇停下来。再往前就是西宁郊区了。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他把心爱的婉喻害得多苦。党委副书记和冯婉喻谈话的口气很不客气，一口一个“敌属”。陆焉识在到达西宁城关时，冯婉喻站在自家弄堂口，左右看看，没有熟人，便走近一张通缉令，掏出老花镜戴上。通缉令是专门要贴到冯婉喻住的这个弄堂来的，因为公安人员认为逃犯陆焉识来这里的可能性很大，一旦来了，弄堂里看熟了逃犯面孔的大人孩子就会认出他。婉喻暗暗巴望人们弄错了，这个人不是她的焉识。路灯下看，通缉令上是一张可怕的脸，呆滞木讷，所有理想希望早早死去了的一双眼睛。但每次看这张照片，冯婉喻的心就死一次：照片上真的是焉识，那张脸就是1933年被她从远洋轮上迎下来的卓然不群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