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椰树下，一位长者脚趿拖鞋，下身穿着花纹短裤，倚靠在一堆竹简上。他眉头轻皱，手捋长须，正若有所思地远眺。另一个长者是一位束着长发，站在演讲台前传道解惑的讲师。前者是美国人李渡眼中的“存在大师”——道家学派的宗师老子，后者则是“正直大师”——儒家的圣人孔子。
李渡原名StewartLeeBeck。Stewart一名起源于苏格兰，Beck起源于德国，他的朋友孙祝旻觉得Lee和中国李姓读音相近，便给他起名李渡。
在中国生活20多年，李渡每次回美国都发现，身边人即使在信息已如此畅通的今天，也并不了解东半球的中国和中国人。于是，他找来自己的中文老师卢海妍，还有孙祝旻，想合写两本书，以一个在中国有丰富生活经验的美国人的视角来解读中国。
听到李渡要写书的想法，卢海妍很惊讶。虽然两个人相识多年，但每次李渡误读中文发音时，卢海妍还是会通过暗地里掐自己的方式来抑制大笑的冲动，然后面无表情地鼓励李渡：“再试一遍。”用李渡的话说，他并不是老师认为的最有可能成功的学生。不过，读完李渡的初稿，卢海妍说：“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母语这么美。”
他们合著的这两本书就是《趣简中国史》和《趣简中国话》。他们希望用轻松诙谐的方式，向外国年轻人介绍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历史和文化。MuffinMan
中國同事给李渡送了个“muffinman（松饼师）”的外号，但此muffinman，是取中文的谐音，指“麻烦人”。李渡对工作细节的要求很高，同事们都觉得他有些挑剔。
李渡对成语很感兴趣。他发现成语“海底捞针”在英文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但翻译成中文则是“在草堆中寻针”，比较之下，“在草堆中寻针真是小菜一碟”。
李渡回到美国，朋友们都说他是已经被“中国化”了的美国人。根据造词规律，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sinolinguaphilia，指长期使用中文的外国人出现的“中国化”现象。这些人可能出现以下表现：说母语时，会不自觉地使用中文语序，比如“Youwhattimegotoairport（你什么时候去机场）”;做出肯定回答时，他们习惯说“对对对”;“症状”最严重的，做梦都在说中文，还和现实生活中完全不懂中文的人对上了话。一部两个小时的中国历史电影
到中国不久，李渡想写一个关于上海的剧本。当时孙祝旻的大学室友是李渡太太公司的实习生，室友对孙祝旻说：“这么不靠谱的事情你应该感兴趣。”李渡和孙祝旻一见如故，聊了很久，开始了长达20年的合作。
“创作过程充满了文化、语言的冲突，团队成员中有‘60后’‘70后’‘80后’，所以有很明显的代际冲突。”李渡和孙祝旻回忆起《趣简中国史》的创作过程时说。为了在100多页的篇幅中展现漫长的中国历史，大家商量后决定，每个朝代只选择3个人物。西方人喜欢听故事，他们把整本书以一部“两个小时的中国历史电影”的方式呈现。
一部电影人物太多，形象就会模糊，怎么让国外读者记住每个人呢？李渡成为中西文化的“转译者”。
在探讨郑和这个人物时，他们发现外国人很难念出“郑”字拼音中的“zh”，还会习惯性地将拼音的“he”发成英文中的“he（他）”。为了便于理解，他们给郑和起了一个名号：海上漂流CEO。郑和这个“海上漂流CEO”，带领着约2.7万人的团队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上。这支庞大的队伍包括由使者、官员组成的“领导层”，由船长、舵手、天气预报员、占星家组成的“航海事务处”，由各级士兵组成的“军事护卫队”，由外交后援团、后勤人员组成的“服务部门”和由道士、僧侣、算命先生组成的“精神导师团”。
提到宋徽宗，李渡觉得，同样痴迷于字体设计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一定会很喜欢他，因为他自创了“瘦金体”。但作为皇帝，宋徽宗是不成功的。于是，李渡将宋徽宗比喻成有着莫扎特天赋的教皇和成为美国总统的猫王，他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艺术天赋，却因戴上权力的镣铐，只能没日没夜地喝酒。
孙祝旻个性自由洒脱，她想写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但和李渡提起时，她迟迟没有看见对方眼神里的光：“我们认识这么久，看到他很客气地回答‘不错’，肯定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能打动他的点。”说到这里，两个人对视了一眼，流露出老友间的默契。
直到有一天，孙祝旻说：“你知道吗，其实竹林七贤就是1700多年前的嬉皮士啊。”李渡的眼神立刻就变了。
竹林七贤是东方1700多年前反主流、选择纵情山水的知识青年;嬉皮士是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反越战、批判政府的理想主义者。虽相隔1000多年，但孙祝旻觉得，两个群体在应对社会动荡，寻求心灵自由方面是相通的。
竹林七贤和嬉皮士的对比一出，团队的人都很兴奋，收到的读者反馈也不错。他们看到中西方的“文化开关”仿佛一下子被打开了。
为了拍好这部“电影”，不让观众有起身离座的“尿点”，团队通过调整，割舍了很多对诗人的介绍。对外国人来说，这类内容讲述得太多可能会造成一些理解上的障碍，要让外国读者读进去，是他们的重要考量点。中西文化的“摆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