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沉默了片刻，他忽然像方才那样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关于脑袋云云，是他读了一本书，自己想出来的，他先告诉我，但是又没有看懂，而我只是在寻找人们不敢自杀的原因，就这样。这反正一样。”
“怎么不敢？难道自杀的事还少吗？”
“很少。”
“难道您这么以为？”
他没有回答，而是站起身来，若有所思地在屋里踱来踱去。
“按照足下高见，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不敢自杀呢？”我问。
他心不在焉地看了看我，似乎在回想刚才我们讲了什么。
“我……我也不大清楚……有两个成见，两样东西阻止人们自杀；只有两样；一样很小，一样很大。不过很小的也很大。”
“小的是什么呢？”
“疼。”
“疼？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这很重要吗？”
“最重要了。有两类人：一类人自杀是因为悲伤过度，或者是因为恼怒，或者是因为疯狂，或者是死了拉倒，反正一样……这类人起意自杀很突然。这类人很少想到疼，而是突然自杀。可是还有一类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就想得多了。”
“难道还有深思熟虑后才自杀的？”
“很多。如果不是成见作祟，还可能更多，非常多；我要说的就这些。”
“难道就这些？”
他没有做声。
“难道就没有办法死而不疼吗？”
“试想，”他走到我面前停了下来，“试想有一块巨石，跟一座大厦那么大；它高悬在您的头顶，而您站在它下面；假如它掉下来落到您身上，落到您头上——您感到疼吗？”
“一块巨石像座大厦那么大？当然，很可怕。”
“我不是说可怕，我问的是疼不疼？”
“像座山那么大的巨石，有一百万普特重？不用说，它是绝不会伤人的。”
“它高悬在您的头顶，而您又确确实实站在它下面，您一定会很害怕，怕它掉下来伤着您。任何第一流的学者，第一流的医生，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会非常害怕。任何人都知道它不会伤人，可是任何人又非常害怕，怕它掉下来伤人。”
“那么第二个大的原因呢？”
“地狱。”
“您是说惩罚？”
“反正一样。地狱，仅仅是地狱。”
“难道就没有根本不相信地狱的无神论者吗？”
他又避而不答。
“您也许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吧？”
“任何人都没法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他又涨红了脸说道，“只有当一个人把生与死都置之度外的时候，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这才是一切的目的。”
“目的？那时候，恐怕谁也不想活了？”
“谁也不想活了。”他坚决地说。
“人怕死是因为他们爱生活，这是我的理解，”我说，“也是人的天性。”
“这样想是卑鄙的，也完全是个骗局！”他的眼睛闪出了光。“生活是痛苦，生活是恐惧，人是不幸的。现在一切都是痛苦和恐惧。现在人之所以爱生活，就因为他们喜欢痛苦和恐惧。而且他们也这么做了。现在人们是为痛苦和恐惧才活着的，这完全是骗局。现在的人还不是将来的人。将会出现新的人，幸福而又自豪的人。谁能把生与死置之度外，谁就将成为新人。谁能战胜痛苦与恐惧，谁就将成为神。而那个上帝还成不了神。”
“那么，依您之见，那个上帝还是有的啰？”
“没有上帝，但神是有的。石头中并不存在疼痛，但在因石头而产生的恐惧中却存在疼痛。上帝就是因怕死而引起的疼痛。谁能战胜疼痛与恐惧，谁就将成为神。那时候就会出现新生活，那时候就会出现新人，一切都是新的……那时候，历史就可以分为两部分：从大猩猩到消灭上帝，以及从消灭上帝到……”
“到大猩猩？”
“……到尘世和人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人将成为神，并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世界要变，事情要变，人的思想和种种感情也要变。足下高见：那时候人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吗？”
“如果大家把生死置之度处，那所有的人就会自杀，您说的变化也许就表现在这里吧。”
“这反正一样。骗局将被粉碎。任何一个想要得到最大自由的人，他就应该敢于自杀。谁敢自杀，谁就能识破这骗局的奥秘。此外就再不会有自由了；这就是一切，此外一无所有。谁敢自杀，谁就是神。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到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一切。可是没有一个人这样做过，一次也没有。”
“自杀的人何止千千万。”
“但是都不是因为这个，都是带着恐惧，也不是为了这个。不是为了消灭恐惧。谁能够做到自杀是为了消灭恐惧，谁就能立刻成为神。”
“也许还没来得及吧。”我说。
“这反正一样，”他以一种平静的自豪感，几乎带着一种轻蔑低声回答道，“我感到很遗憾，您似乎在笑。”过了半分钟，他又加了一句。
“可是我觉得奇怪，不久前您是那么爱激动，而现在又是那么平静，虽然您的话说得很热烈。”
“不久前？不久前是可笑的，”他微笑着回答道，“我不喜欢骂人，也从来不笑。”他又闷闷不乐地加了一句。
“是的，您爱半夜喝茶，但每天夜里您过得并不愉快。”我站起来，拿起了帽子。
“您这么认为？”他有点惊奇地微微一笑，“为什么？不，我……我也不知道，”他突然慌乱起来，“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像别人那样我做不到。别人能够想一件事，接着又马上想另一件事。想另一件事我做不到。我毕生都在想一件事。上帝折磨了我一辈子。”最后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冲动说道。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问，为什么您的俄国话讲得并不很地道？难道在国外住了五年，不会说俄国话了？”
“难道我说得不地道？我不知道。不，并不是因为在国外。我一辈子都这么说话……我无所谓。”
“还有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我完全相信，您不喜欢遇到人，也很少跟人说话。那您现在为什么跟我无话不谈呢？”
“跟您？不久前您是那么文静地坐着，而且您……不过，这也无所谓……您长得很像我哥哥，很像，非常像，”他又涨红了脸，说道，“他死了七年了；他是我哥哥，大许多，大很多很多。”
“想必他对您有很大影响吧。”
“不，他不爱说话，他什么话也不说。我会把您的字条交给他的。”
他打着灯笼把我送到大门口，以便我走后锁门。“不用说，是个疯子。”我在心里认定。可是我在大门口又遇见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