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次吧。”我说，心里空落落的。
我给了司机六十块钱，让他开了一张发票。吴琴心坦然地上了车。我们挥手再见。
我步行回招待所。双手抄在口袋里。眯眼顶着北京早春的大风。在大街小巷信马由缰。我想起了吴琴心的前夫，也是我们的同学，不同班。这次我们竟没谈到他。我想起上学时候我到北京，吴琴心接站等了两个小时，火车停下之后她冲上前乱踢车厢。我们和乘务员大吵起来。最后被双双带到车站警卫室。我们宁死不屈，坚决不写检讨。后来吴琴心的爸爸代写了两份检讨书领走我们。我们从车站出来直奔人民日报社告状申冤。这次我们竟然也忘记谈这些往事。往事如烟呵！烟在淡去淡去……
没有往事，我们多么潇洒无牵挂。见面吃顿饭再见。
北京春天的风很讨厌。黄沙沾满我的羊毛裙。骑自行车的妇女用纱巾蒙着脸。我觉着挺好玩。要是我做生意，我就发明一种念奴娇防沙面罩，准能让京城女性纷纷解囊。
我想我们果然是进入一种新社会了。古往今来，念奴娇在人们眼里就是一词牌。苏东坡看到它便填词。毛泽东看到它也填词。我们现在看到它却想到赚钱。真个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真个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一个小胡同口子上，我买了一张大饼和半斤油炸胡萝卜丸子，都是热气腾腾的。烙饼大妈胖乎乎的灵巧的手让我想起吴琴心的妈，她妈用同样的手给我做过炸酱面。
我拎着自备晚餐回到房间。毛同志在吃“康师傅”。康师傅是北京流行的一种快餐面。我摊开大饼和丸子请毛同志与我分着吃。毛同志问：“这张饼多少钱？”
“八角。”
“才八角钱？丸子呢？”
“一块二一斤，我称了半斤。”
毛同志围着油炸丸子转了一圈，说：“这么一大堆才六角钱。其实北京挺便宜呀！起码比长沙便宜。”
我说：“比武汉也便宜。”
这时候王先生来了。换了领带，穿着风衣。风衣不同凡响，我只当没看见他。毛同志像我家长一样埋怨地看我一眼，上前倒茶倒水应酬王先生。
王先生说：“眉小姐，该玩的地方都去了没有？”
我说：“什么事直说。”
王先生好像突然发现了大饼及胡萝卜丸子。“哎呀，吃这么艰苦干什么？眉小姐，你应该去餐厅进餐嘛。”
我说：“你以为这丸子便宜？告诉你，绿色食品专卖店买的。一块钱一个。”
“好。好。”王先生说，“也太贵了一点。毕竟只是胡萝卜，开了发票吗？”
“当然没忘记。”
王先生无可奈何笑笑说：“学狠了。这么几天就学狠了。”
毛同志说：“现在风气就这样，买卫生中都开副食发票。”
王先生在与毛同志搭讪的时候拣了一个丸子吃起来。他一连吃了七八个。最后告诉我他还有事，不能与我一同回武汉，让我自己买火车票回去。
“那我只能买黑票。”
“黑票可能贵得很。”
“那我买机票吧。”
“算了。买黑票吧，不过买黑票有风险。你又不着急走，设法找找亲朋好友买正道的票。”
我一句话不说就走出了房间。和王先生打交道怎么就这么难受呢？资本家德性！我径直下楼，径直往外走。我无处可去。我宁愿在马路上流浪。直到王先生明白我已弃他而去，知趣地离开我的房间。
经过招待所大厅时，我无意中发现了王先生的表弟。他坐在油腻腻的公用沙发上，假装注视服务台前登记的人。他的假装神态提示给我一个真实的事实：他在等候王先生但他怕我看出这一点。
我成全他。我扬长而去。
我回来时全天电视节目已经结束。
毛同志说：“天啊，你再晚一步进门我就要报警了！”
“谢谢你！”我说。
“你把王先生弄得太难堪了。”
“他活该。”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没有一点情没有一点义呢？”
“我还没有？他才没有！你不知道内情。”
“我不知道内情有什么关系。”毛同志正襟危坐，严肃地对我说，“我有感觉。我感觉到你生怕受伤害，一受委屈就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人家王先生已经受过许多伤害了，所以处世圆滑一些。但人家心里始终藏着一股爱意。”
我对毛同志刮目相看。
毛同志说：“不相信我的话？”
“打死我也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