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傍晚奥尔洛夫不在家的时候，库库希金倒常来拜访。他的举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我仍旧怎么也忘不了他在那次谈话中说过要从奥尔洛夫手里把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夺过去的话。她请他喝茶，喝红葡萄酒，他呢，嘻嘻地笑着，想讲点讨好的话，就一再说，自由结合在各方面都比在教堂里结婚强，实际上所有的正派人都应当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这儿来，拜倒在她的脚跟前才对。
八
圣诞节过得冷冷清清，隐约透露了不祥的兆头。除夕早晨，喝咖啡的时候，奥尔洛夫出人意外地宣布，说上司派他带着特殊的使命去找一位枢密官，那人正在某省视查工作。
“我不愿意去，可是又想不出借口来！”他烦恼地说。“只好去一趟，没法子呀。”
听到这样的消息，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顿时眼圈红了。
“要去很久吗？”她问。
“五天左右。”
“老实说，你出去一趟，我倒为你高兴，”她沉吟一下，说。
“你可以散散心。你兴许会在路上爱上什么人，那么事后也不妨对我讲讲。”
她一有机会，总要极力让奥尔洛夫明白，她一点也不会妨碍他，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这种并不巧妙、一眼就能给人看穿的手段丝毫也不能欺骗任何人，反而又一次使得奥尔洛夫感到他并不自由。
“我今天傍晚动身，”他说，开始看报。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打算送他到火车站去，可是他劝住她，说他又不是到美洲去，也不是去五年，总共只出去五天，甚至不到五天也未可知。
七点多钟，他们告别了。他伸出一条胳膊搂住她，吻她的额头和嘴唇。
“你乖乖地待在家里。我不在，你别心烦，”他用亲切热诚的口气说，连我都听得感动了。“求主保佑你。”
她凝神瞧着他的脸，好把他那亲切的脸容更深地印在她的记忆里，然后她优美地伸出两条胳膊搂住他的脖子，把头枕在他的胸前。
“你要为我们那些误会原谅我，”她用法国话说。“夫妇如果相爱，就不可能不拌嘴。我爱你爱得发疯。别忘记我。……常打电报回来，写得详细点。”
奥尔洛夫又吻她一下，然后什么话也没说，慌张地走了出去。等到房门关上，门锁喀哒响了一声，他就在楼梯半中腰迟疑地站住，往上看一眼。我觉得，这时候楼上如果传来一点响声，他好象就会往回走似的。可是楼上静悄悄。他理一下大衣，犹豫不定地走下楼去。
雇来的雪橇早已在大门口等着了。奥尔洛夫坐上一辆，我带着两口皮箱坐上另一辆。天气严寒，十字路口的火堆正在冒烟。雪橇跑得快，冷风刺痛我的脸和手，弄得我透不出气来。我闭上眼睛暗想：她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女人啊！她爱得多么深！现在，就连各个人家的废品都有人来收去，带着行善的目的卖掉，碎玻璃都被认为是好货，可是这样一个年轻、优雅、相当聪明的正派女人的爱情，这么宝贵、这么珍奇的东西，却没有一点用处而被白白丢掉了。一个古代的社会学家认为，各种各样粗俗的激情，只要善于疏导，就可以变为有益的力量；可是在我们这儿，即使有高尚而优美的激情迸发，过后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得不到正确的疏导，不被人们理解，或者给弄成庸俗低级了。这是为什么呢？
雪橇出人意外地停住了。我睁开眼睛，看见我们停在谢尔吉耶夫街上彼卡尔斯基住着的那所大房子旁边。奥尔洛夫下了雪橇，走进大门，不见了。过了五分钟，门口出现彼卡尔斯基的听差，他没戴帽子，因为天冷而生气，对我吆喝道：“你耳朵聋了还是怎么的？打发车夫走掉，上楼去。老爷叫你！”
我什么也不明白，走上二楼。我从前就来过彼卡尔斯基的这个住宅，站在前厅里，瞧着大厅。每次我从潮湿阴沉的街上走进来，这所房子里擦得雪亮、放光的画片镜框、青铜器、贵重的家具就弄得我眼花缭乱。现在，我在这熠熠生辉的屋子里看见了格鲁津和库库希金，过一忽儿又看见了奥尔洛夫。
“你听着，斯捷潘，”他走到我跟前说。“我在这儿住到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如果有信和电报，就每天给我送到这儿来。
当然，你回到家里，就说我走了，吩咐你问她好。你现在回去吧。”
我回到家里，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正在客厅里一张沙发上躺着吃梨。这儿只点着一支蜡烛，插在枝形烛台里。
“没有误了火车吗？”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问。
“没有，太太。老爷吩咐我问您好。”
我回到下房，也躺了下来。我没有事情可做，也不想看书。我没有感到惊讶，也没有感到愤慨，只是绞着脑汁，暗自思索：何苦要搞这种骗局？只有十几岁的少年才会这样欺骗情人。象他这样一个博览群书、很有头脑的人难道就想不出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老实说，我倒并不低估他的聪明才智。我想，假使他需要欺骗大臣或者其他有势力的人，他就会为此花费很多的精力和心机；可是眼前是要欺骗一个女人，显然，那就随便想出一个什么办法来都行。骗局能够成功固然很好，不成功也没有多大关系，不妨再照这样简单快当地撒一次谎，用不着费多大的心思。
午夜，那些住在我们楼上的人迎接新年，挪动椅子，发出欢呼声，这时候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却在书房隔壁的房间里拉铃叫我。她因为躺了很久而变得懒洋洋，此刻正靠桌子坐着，在写一张字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