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戴莫夫在书房里叫她，并没有开门，“亲爱的！”
“你有什么事？”
“亲爱的，你别进我的房间，站在门口就行了。是这么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传染了白喉，现在……我不舒服。你快去请科罗斯捷列夫。”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对丈夫，就像对她所有熟悉的男人一样，只叫姓，不叫名字。她不喜欢他的名字奥西普，因为它让人联想到果戈里的奥西普①和一句俏皮话：“奥西普，哑嗓子；阿尔希普，爱媳妇。”现在她却喊道：
①果戈里的剧本《钦差大臣》中的仆人。
“奥西普，这不可能！”
“去吧！我不舒服……”戴莫夫在门后说。可以听到他走回沙发那里，又躺下了。“去吧！”传来他低沉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想道，她吓得手脚发凉，“这病可危险呢！”
她毫无必要地举着蜡烛走进卧室，在那里考虑着她该怎么办，无意间看了一下穿衣镜：一张吓白的脸，短上衣的两个袖子高高耸起，胸前一大堆黄色的绉边，裙子上乱七八糟的条纹，她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既可怕又丑陋。她突然痛心地感到她对不起戴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那份深情的爱，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对不起他的这张好久没睡过的空床。她不时想起他平日那张温和、柔顺的笑脸。她伤心得放声大哭起来，立即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了一封求助的信。这时已是午夜两点了。
八
早晨七点多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因夜间失眠而脑袋发沉，没有梳洗，模样难看，一脸悔愧的神色，从卧室里出来。这时一位黑胡子先生打从她身旁走过，进了前室，看来这是医生。屋里有一股药水味。科罗斯捷列夫站在书房门口，右手捻着左侧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放你进去看他，”他阴沉地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这病会传染的。说实在的，您也没有必要进去。他已经昏迷，在说胡话。”
“他真是得了白喉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间，声音几乎听不清。
“那些明知危险却偏要去冒险的人，真应该送交法庭审判，”科罗斯捷列夫喃喃自语，没有回答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问题。“您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吗？星期二，他用吸管吸一个病儿的白喉粘液。这是干什么？愚蠢……是的，胡闹……”
“危险吗？很危险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是的，都说这病很难治。说实在的，应当请施列克来才对。”
先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他头发棕红，鼻子很长，说话带犹太人口音；继而来了一个高个子，他背有点驼，须眉浓重，看上去像个大辅祭；最后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很胖，脸色红润，戴一副眼镜。这是医生们来为自己的同事轮流值班。科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后没有回家，他留下来，像个幽灵似的在各个房间里踱来踱去。女仆给值班的医生们送茶，不断跑药房，根本没人收拾房间。家里冷清而凄凉。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独自坐在卧室里，想到这是上帝来惩罚她了，因为她欺骗了丈夫。这个沉默寡言、从不抱怨、不可理解的人，这个温顺得失去个性、由于过分的善良显得没有主见、显得软弱的人，此刻正躺在他书房的长沙发上，默默地忍受着痛苦，连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如果他吐出一句怨言，哪怕是高烧中的呓语，那么值班的医生就会了解到，毛病不单单出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捷列夫：他什么都知道。难怪他看着朋友的妻子时，那眼神仿佛在说：她才是真正的元凶，白喉不过是她的同谋犯。她已经不记得伏尔加河上那个月夜，不记得那番爱情的表白和农舍里的那段富有诗意的生活。她只记得，她由于无聊的苛求，由于娇生惯养，她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沾上了一层粘乎乎的污秽，从此休想洗干净了……
“哎呀，我把他骗得太厉害了，”她想道，记起了她跟里亚博夫斯基的那段烦心的浪漫史，“这种事真该诅咒！……”
下午四点钟，她眼科罗斯捷列夫一起吃午饭。他什么也没吃，只喝了一点葡萄酒，皱起了眉头。她也没吃东西。有时她暗自祷告，向上帝起誓，一旦戴莫夫病好了，她一定再爱他，永远做他忠实的妻子。有时她精神恍榴，望着科罗斯捷列夫，想道：“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再加上面容憔悴，举止粗野，难道不枯燥吗？”有时她又觉得上帝会立即来处死她，因为她害怕传染，竟一次也没去过丈夫的书房。总之，她的情绪低沉而沮丧，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掉，再也无法挽救了……
午饭厨天色暗下来。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躺在沙发床上，枕着一个金线绣的绸垫子，在呼噜呼噜地打鼾。
值班的医生进进出出，谁也不曾留意这种混乱状态。外人在客厅里呼呼大睡，墙上的那些画稿，独出心裁的陈设，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的女主人--所有这一切现在已引不起丝毫兴趣。有位医生无意中不知为什么笑了一声，这笑声显得那么古怪、胆怯，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再次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经不睡了。他坐在那里抽烟。
“他的白喉已经转移到了鼻腔，”他小声说，“心脏功能也不好。说实在的，情况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