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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规律性，现代作家的启蒙老师大都是母亲。中国现代文学里面说父亲好的极少。曹禺的戏剧里面写出来的父亲都是周朴园那个德性。巴金《家》里的高老太爷，也是个反面角色。这些作家写的父亲，要么去世，要么很坏，但他们笔下的母亲都是好的，比如鲁迅的“鲁”，就是用了母亲的姓。母亲被作家恨的大概只有张爱玲。 张爱玲后来的小说主题就是“男女战争”——就是男女谈恋爱。但这个“恋爱”是打仗，是计算，是猜疑，是提防，是博弈，从头到尾是在“打仗”。而这种爱情战争最早、最佳的人物原型就是她的父母。 现代女作家有两类，一类是一夫一妻，婚姻稳定；一类是五彩缤纷的感情，惊心动魄的小说。套用《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女作家的幸福家庭也都是一样的幸福：冰心、冯沅君、凌叔华、林徽因……一般都是嫁给学者。冯沅君写的小说《隔绝》，也是“五四”时“娜拉出走”这一类的小说。她的丈夫陆侃如写《中国诗史》，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教授，非常有名。林徽因不为徐志摩的爱情所动，理智地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古建筑学家。她后来从事美术、建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就是林徽因参与设计的。 鲁迅不是说过吗，娜拉出走以后，要么回去，要么堕落。回去的故事就是子君，堕落的故事就是陈白露。陈白露故事的开头，很像张爱玲小说《第一炉香》的结尾。 文学是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泄露作家内心秘密的——真正的文学，比宣言、日记、情话更能宣泄心底的秘密，包括作家自己意识不到的东西。 陈丹燕采访过上海的老黄包车夫，你们当初拉人力车是不是被欺负？那些老人说，是被欺负，坐在后面的洋人都不跟我们说话。要右转也不说“turn right”，只拿一个手杖，在我的右肩一敲，我就得往右转，在左肩一敲，我就得往左转。这个故事很有阶级压迫的内容，作家就继续挖掘，那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想推翻这些有钱人，然后大家平等，建立新的社会？老车夫说，我当时是真的想，我立下志气，一定要改变命运。那你做什么？我要坐在车上，让别人拉我。这就是阿Q的革命。他的革命不是要平等，而是要享受成果。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大概就是讲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一个男人非常喜欢女主人公，她却喜欢另一个男人，但这个男人对她并不是真心，所以女主人公把他也抛弃了。这不只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故事结构，这也是丁玲一生感情道路的基本结构。甚至也可能是现在很多人的感情道路。 也许香港的读者会比较接受沈从文。香港的新界比较像沈从文描写的理想乡村，到现在还是传丁不传女。岭南大学旁边的乡村，一有大事就插很多三角的狼牙旗，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景象。有一次，我请王蒙来岭南大学演讲，车子开到学校边上，他就问我，这里在拍电影吗？我说，不是在拍电影，这旁边就是新界的村庄，他们就是这样，很像中国古代。这在内地是看不到的。 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年轻时一举成名，最早的作品就是一生的代表作，比如郁达夫、张爱玲、曹禺。另外一种作家是劳动模范，写很多，改很多，不断地变化，做很多不同的尝试，比如老舍、沈从文。人们说沈从文的《边城》好，但他在《边城》之前走了不知多少大城小城，转了不知多少圈，才走到这《边城》，而《边城》之后长夜漫漫，又走了很多路。曹禺最好的戏都是二十几岁写的，张爱玲也一样，她最好的小说也写于二十三四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