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说王安石是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但与王安石同时代的人却说他是一只獾。
站在今人的角度，这些自然只是笑谈，不过这笑谈背后透露出的却是时人“不是笑谈”的心理。宋人袁褧在《枫窗小牍》中说，王安石变法不久，有人在大相国寺墙壁上发现了一首诗：“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遥，警心寇盗来攻剽。”
苏东坡说，这是一首含签诗：首句，终岁，即十二月，为“青”字。荒芜即田上长草，为“苗”字。湖浦焦，为去水，为“法”字。三字合起来则为“青苗法”；第二句，贫女戴笠即“安”，落柘条即“石”，合起来则为“安石”；第三句，阿侬为吴方言，意为“吾”，在此通“误”，京洛是国都之意，于是借指为“国”，二者合则为“误国”；第四句，“寇盗”皆民之贼也，换种说法即“贼民”，四句合起来正好是九个字：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
但就是这个群众眼里“误国误民”的王安石交给皇帝的却是一份不错的经济答卷。自立国日起，赵宋王朝的财政就不给力。王安石上台后，这一情况彻底扭转。可即使如此，王安石依旧不受待见，到处都是嘲笑和讥讽他的人。
北宋末，以敢言著称的名臣陈莹中说：“寻常学者须知得王介甫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介甫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这样的情况不独宋代有，历代都有。跟王安石一样，之前的很多年，张居正几乎就是奸臣的代名词。
其实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大明王朝已岌岌可危。是他动用非常手段，强力推动改革，使王朝出现了中兴的迹象。按说，这样一个人，不说居功至伟，起码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应风风光光。
历史的吊诡就在于，生前的风光，张居正享受到了，死后的风光却并不持久。1582年，张居正死后半年，朝中出现攻击他的风潮。1584年，万历皇帝在上谕中，指其欺君毒民、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随即他被夺爵夺谥，籍没家产，几近开棺戮尸。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
这恐怕还得从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上说起。在《论语》里，孔夫子无论好坏，对人的评价只有两极——君子和小人。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而对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却更多只是道德层面，而非事功层面的判断，所以历来的读书人都爱谈气节，而耻于言利。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吗？孟子的回答具有迷惑性，大王何必谈好处，只要有仁义就行了。在这样一种话语体系下，王朝需要的是司马光之类的人。
所以与张居正同一时代，后来博得大名的海瑞在评价他的老领导张居正时，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可能这就是王安石和张居正们真正的悲哀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