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院长办公室，我在走廊里碰到邵水通。他正满头大汗地拎着两个大西瓜往病房里跑。我本想对他发火，起码也要谴责几句，为他把我的老母亲当成道具，可是看到他的一头大汗，满脸惊惶，竟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况且我发现，他似乎消瘦了许多，也憔悴了许多，从前油光光、喜感十足的一张脸，居然瘦得松松垮垮，我不由得怜悯起了他。
我对他说：“是我母亲让你们费心了！老人家嘛，谁也不能保证今天站着明天会不会躺着，生命规律。”
他越发感激涕零，连声称道：“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思想境界就是不一样。”
晚上是告别宴会，同学聚会上最后的晚餐，他邀请我参加。我母亲本是好热闹的人，输过两瓶营养液后，精神大好，坚持要出院，跟她的学生们共享欢乐。
宴会就在邵水通自己的饭店里举行，他选了一个最大最豪华的厅。席间，餐具之精美，菜品之丰富，烹饪之讲究，服务小姐之甜美可爱，完全配得上一个县级城市五星级饭店的称号。尽管如此，我发现邵水通的神色中还是透着紧张，似乎他身体中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绷着的，像雷达一样往各处发射着信号，随时准备应付不测。
“吃啊，吃啊，菜不好，酒管够！”他热情地、急切地，甚至有点上赶着似的招呼大家。
在吃完桌上一圈分量巨大的冷盘之后，客人们已经有了饱意，面对源源不断堆上桌面的山珍海味，举筷的频率明显放缓。毕竟都是往六十岁上奔的老人了。一个吹着翻翘头，挂珍珠项链，模样像是当地干部的，慢悠悠地放下筷子，突然说了一句：“如今人家不是‘潲水桶’了，这称号该换到我们头上了。看到没有，我们大家在这儿胡吃海喝的，人家到现在筷子都没动过。”
还真是，宴席过半，邵水通面前的餐具却干净如初。
那边喝酒已经喝到高潮，敬班主任，敬数学老师、俄语老师，敬班长，敬学习委员，敬来敬去，乱成一团也笑成一团。我看见我母亲端坐着，不停地举杯，不停地笑，脸上居然泛着少女般的红晕。
一帮发丝花白、体态臃肿的女同学，大概也喝得有点高了吧，开始敲着桌子放声歌唱，唱的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流行歌。唱着唱着，还不尽兴，七八个人挪开酒桌，空出一片场地，上去就跳，是藏族舞蹈《洗衣歌》。
“哎，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哎？阿拉嘿司！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哎……”
当年的班长，拿起餐桌边上两个精巧的酒桶，双臂像翅膀一样展开，自告奋勇跳进女同学群里，手拎着酒桶做炊事班长挑水状插科打诨，乐颠颠地穿来插去。
就在这欢宴的高潮中，我看见邵水通孤独地站在角落里，面无表情，遥遥地望着他当年的同学们。他的目光，蒙眬而又尖锐，像是望到了千里万里之外的将来，又像是退回到他忍辱负重的少年时代。
回到南京不多久，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样子吧，我母亲接到消息说，邵水通去世了，死因是胃癌。母亲跟我唠叨这件事的时候，唏嘘了很久，感叹着人生的无常。谈着谈着，母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你说说，邵水通办那场同学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恍然记起邵水通在医院走廊里对我千恩万谢时，那张瘦得松松垮垮的脸。
母亲扬起脸，很坚定地表示：“他到死都还怨恨着我。”
我说：“这不可能，邵水通活着时对您多好，逢年过节，恨不能把副食品店搬到您这儿来。”
“你不懂。”我母亲说，“他这是要让我尝一尝，嗟来之食是什么味道。”
我心里忽然一疼，像被子弹击中了一样。我呆望着母亲的脸，感觉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是那么虚妄空幻，缥缈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