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9年夏天。顾小梦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她从青浦警校参加完毕业典礼，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一眼看见她家花园的葡萄架下，父亲夹着粗壮的雪茄，坐在红色的藤椅上。与一个中年人在谈事。父亲手上的异域雪茄与其说是烟，倒不如说是大老板的排场、道具和风度，但从他锁紧的眉头和大口吞吐烟雾的样子看，顾小梦没有怀疑地作出判断，父亲同来人的谈话并不愉快。也许可以用相当不愉快来形容，因为她注意到父亲面色凝重，目光如炬，几近痴迷。父亲在家里是很少露出这种神情的，甚至几个月前，父亲得知几百万的货物受战火侵袭沉入海底也没有这样，看见女儿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在女儿的记忆中，只有两年前，母亲猝然被鬼子飞机炸死的那一天，她不知噩耗，哼着小调从外面回来，父亲明明看见她却没有理睬她，而是转身而去，沉重的背影像一道黑色的屏障，把父女俩素有的亲热隔开了。
客人穿一套黑色毛哔叽中山装，戴一顶天津盛锡福的礼帽，横架在鼻梁上的圆形墨镜透出几分神秘和傲慢。从放在茶几上的公文皮夹看，顾小梦大体猜出了来人的身份——不是军方的，就是警界的。她倾向是警界的，因为她刚从警校毕业，也许父亲正在与他谈她的未来。如果真是如此，她觉得自己还是暂时不出面的好。因此，她迟疑一下，悄悄退开，绕道回了屋。
宋妈热切地迎上来，看她额头上挂满汗珠，连忙拿来毛巾给她擦拭。她接过毛巾，一边擦着汗一边问宋妈：“那个人是什么人?”
宋妈摇摇头：“不知道……老爷吩咐我不要打扰他们的谈话。”
顾小梦象征性地擦了汗，把毛巾还给宋妈：“他来了多久了?”
宋妈看看挂在墙上的自鸣钟：“一个多钟头了。”
正说着，自鸣钟和外面教堂的钟声一齐响起来。咚——咚——咚——像整个城市都准备起锚远行。两年前，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为了女儿的安全，把家从杭州迁居到上海法租界，对门有一个天主教堂，每次，教堂钟声响起后，总有一群鸽子从他们家屋顶飞过，洒下一路的羽毛和哨声。
上海的夏天是闷热的，顾小梦有些昏昏欲睡，她洗了把脸，想上楼去睡一会儿。但真上床了又睡不着，只好懒洋洋地翻看了几本《看客》电影杂志。不知过了多久，她起床来到窗前，恰巧看见父亲正起身与来人作别。那人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手抚着父亲的肩，不时轻拍着。从父亲的表情看，有点无奈，又有点像在接受那人的安慰。
最令顾小梦吃惊的是，父亲进屋看见女儿，那一向开怀爽朗的笑声没有了。她问来人是谁，父亲也是语焉不详，敷衍了事。怪异还在继续，吃晚饭时，父亲竟然用不停地给女儿夹菜代替了父女间素有的交谈，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母亲撒手人寰，两个哥哥都在国外，顾小梦是父亲身边唯一的亲人，做父亲的对女儿便多了一份溺爱和纵容，因此养成了顾小梦任性娇惯的脾气。在顾小梦眼里，父亲比宋妈还少了一份威严。她对父亲的反常颇为不满，发问又得不到切实的答复，一气之下，丢了饭碗，气鼓鼓地上楼去了。
父亲吃完饭，上楼来看她。她终于爆发出来，对父亲大声嚷嚷：“来了一个黑衣丧门星是不是，把我们家搅得像个殡仪馆，难道他是阎王爷不成!”
面对女儿的无礼，父亲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气馁地耷拉下头，沉沉地坐在女儿面前，幽幽地说：“孩子，爸爸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女儿振振有词：“是什么就说什么!”
父亲拉起女儿的手，连连摇着头，欲言无语。
顾小梦多少看出一些不详，握紧父亲的手，“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父亲叹口气，闭着眼说：“天塌下来的事。”稍顷，父亲又睁开眼，表情严肃地说，“梦儿，天塌下来了爸爸还可以用万贯家产为你再撑起一片天空，可是这回……爸爸……帮不了你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听他的。”
顾小梦霍地站起来，“你是说下午那个人?”
“嗯。”
“他是什么人?”
“他是小喽一个，关键是他代表的人。”
“他代表谁?”
“我们国家，这个破碎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