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绿子公寓打去电话，她姐姐出来接，告诉我绿子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回家，想知道她去了哪里，并用疲倦的声音问我知不知道线索。我知道的只是她挎包里装有睡衣和牙具。
星期三上课时，我见到了绿子。她穿一件类似艾蒿色的毛衣，戴一副夏季常戴的深色太阳镜。坐在最后一排，同以前见过一次面的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说话。我走过去，对绿子说课后有话说。戴眼镜的女孩儿先看看我，随即绿子也看看我。绿子的头发较之以前，那样式的确相当带有女性的风韵，显得成熟不少。
“我，有约会的。”绿子略微歪起脖颈说。
“不占你多少时间，５分钟就行。”
绿子摘下太阳镜，眯细眼睛，那眼神活像在眺望对面１００米开外一座行将倒塌的报废房屋：“我不想说，对不起。”
眼镜女孩儿看着我，仿佛在说：人家说不想同你说话，对不起。
我在最前排的右端坐下，开始听课（讲的是田纳西·威廉姆斯戏剧的总论及其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课讲完时，我慢慢数罢一二三向后看去——绿子已不见影了。
对于只身独处的人来说，４月实在是不胜凄寂的时节。４月里，周围的人无不显得满面春风。人们脱去外套，在明媚的阳光下或相互聊天，或练习棒球，或卿卿我我。而我却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直子也好绿子也好永泽也好，所有的人都远远离我而去。现在的我，连问一声“早安”或“你好”的人都没有。甚至对敢死队我都有些怀念。我就这样在无可排遣的孤独中送走了４月。向绿子打了好几次招呼，但得到的却总是一个回答。她说她现在不想对话，听那声调，知道她也的确没这心思。她差不多都是同那个眼镜女孩儿在一起，此外便是同短头发的高个子男生结伴。那男生脚长得出奇，经常穿一双白球鞋。
４月过去，轮来５月。５月比４月还要难以打发。刚交５月，我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心开始在阑珊的春日中摇颤。这种摇颤大体在薄暮时分袭来。在浮动着玉兰花淡淡幽香的苍茫暮色里，自己的心开始无端地膨胀、颤抖、摇摆、针刺般地痛。这时我便紧闭双目、咬紧牙关，等待这番袭击的过去，而这要花很长时间，之后还留下丝丝隐痛。
每当这时我就给直子写信。在给直子的信中，我只写得意的事体、愉快的感受和美好的际遇，只写芳草的清香、春风的怡然和月光的皎洁，只写看过的电影、喜欢的歌谣和动心的读物。写罢反复阅读之间，我本身竟也得到了慰藉，心想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何等美妙绝伦！这样的信我给直子去了好几次，但无论直子还是玲子都没回音。
在打工的饭店里我认识了另一个打工的学生，姓伊东，和我同年，两人开始不时地攀谈起来。他在美术大学读油画专业，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为了使他说话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他也喜欢看书听音乐，我们的话题差不多都是这些。伊东身材颀长，容貌潇洒，就当时的美大学生而言，他头发算是短的，衣着利落整洁。言语尽管不多，但兴趣和思想都很地道可取。他喜欢法国文学，尤其喜欢读邦达和巴雷斯。音乐喜欢听莫扎特和拉威尔。并且和我同样在寻求有共同语言的朋友。
他在其住处招待过我一次。那是井头公园后面一幢式样别致的平房公寓，房间里到处堆满画架画布之类。我说想看看画，他说不好意思，没让我看。我们喝他从他父亲那里悄悄拿来的高级威士忌，用陶炉烧柳叶鱼来吃，听罗贝尔·卡萨德施演奏的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他是从长崎来的，故乡镇上有个恋人，每次回长崎都同她睡觉。他说近来关系有点别扭。
“这你大致明白吧，女孩儿勾当嘛！”他说，“一上２０或２１岁，就急着具体考虑很多事情，陡然变得现实起来。结果，原本觉得非常可爱的地方也平庸得叫人不快。一见我面——大多是在干完那种事之后，就问我大学毕业出来怎么办。”
“怎么办？”我问。
他边嚼柳叶鱼边摇头：“怎么办？怎么也办不了，一个学油画的学生！要是想到怎么办，有谁还会跑来学什么油画。不说别的，从这种地方出来连吃饭都没有着落。我这么一说，她就央求我回长崎当美术教师。她打算当英语老师。活活要命！”
“那么说你已经不大喜欢她喽？”
“呃——恐怕是。”伊东承认道，“再说，我没心思当什么美术教师，不愿意教那些像群吵吵闹闹上蹿下跳的猴子似的调皮鬼初中生，不愿意那样了此一生。”
“说到底，还是同她分手为好吧？对双方来说。”
“我也那样想。但说不出口，张不开嘴。因为她是打定主意同我结合的，我怎么好说：分开吧，我已看不上你了呢！”
我们没有加冰块，干喝威士忌。柳叶鱼吃完后，便把黄瓜和芹菜切成长条，蘸酱油嚼起来。“咔嚓咔嚓”嚼黄瓜的时间里，我不由想起绿子的父亲，痛切地感到失去绿子的生活对我是何等枯燥无味。不知不觉地，她的存在已在我心目中急剧膨胀起来。
“你有恋人？”伊东问。
“有是有。”我吁口气回答，“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天各一方。”
“但心情是相通的吧？”
“但愿如此，否则如何活得下去。”我半开玩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