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下乡(5)

 　　
 　　村上还有个“挂过彩”的退伍军人。他姓李，和村上人也不是同姓。我忘了他的名字，也不记得他是否有个官衔。他生活最受照顾，地位也最高。他老伴儿很和气，我曾几次到过他家。这位军人如果会吹吹牛，准可以当英雄。可是他像小孩儿一样天真朴质，问他过去的事，得用“逼供信”法，“挤牙膏”般挤出一点两点。诱得巧妙，他也会谈得眉飞色舞。他常挨我的“逼供信”，和我是相当好的朋友。我离开那个村子一年后，曾寄他一张贺年片。他却回了我一封长信，向我“汇报”村上的情况。尤其可感的是他本人不会写信，特地央人代写的。
 　　
 　　村里最“得其所哉”的是“傻子”。他食肠大，一顿要吃满满一面盆的食。好在吃饭不要钱，他的食量不成问题。他专管掏粪，不嫌脏，不嫌累，干完活儿倒头大睡。他是村里最心满意足的人。
 　　
 　　最不乐意的大约是一个疯婆子。村上那条大街上有一处旁边有口干井，原先是菜窖。那老大娘不慎跌下干井，伤了腿。我看见她蓬头垢面，踞坐地上，用双手拿着两块木头代脚走路。两手挪前一尺，身子也挪前一尺。她怪费力地向前挪动，一面哭喊叫骂。过路的人只作不闻不见。我问：“她骂谁？”人家不答，只说她是疯子。我听来她是在骂领守，不知骂哪一位，还是“海骂”。骂的话我不能全懂，只知道她骂得很臭很毒。她天天早上哭骂着过街一趟，不知她往哪里去，也不知她家在哪里。
 　　
 　　四桩桩件件的事
 　　
 　　有一天，我们分组到村里访病问苦，也连带串门儿。我们撞到了疯婆子家里。一间破屋，一个破炕，炕头上坐着个脸黄皮皱的老大妈，正是那“疯婆子”。我原先有点害怕，懦怯地近前去和她招呼。她很友好，请我们坐，一点不儿像疯子。我坐在炕沿上和她攀话，她就打开了话匣子。她的话我听不大懂，只知是连篇的“苦经”。我问起她的伤腿，她就解开裤腿，给我着伤疤。同组的两位老先生没肯坐，见那“疯婆子”解裤腿，慌忙逃出门去。我怕一人落单，忙着一面抚慰，一面帮她系上裤腿，急急辞出。我埋怨那两位老先生撇了我逃跑，他们只鬼头鬼脑地笑，说是怕她还要解衣解带。
 　　
 　　下午我要求和女伴儿同组，又访问了几家。我们俩看望生肺病的女人就是那天。后来我们跑到僻远地区，听到个妇女负痛呼号。我很紧张。我的女伴说，没准儿是假装的。我们到了她家，病人停止了呼号勉强招待我们。她说自己是发胃病。我们没多坐，辞出不久又听到她那惨痛的叫号。我的女伴断定她是不愿出勤，装病。可是我听了那声音，坚信是真的。到底什么病，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又看望了一个患风湿病的小伙子。有一次大暑天淘井，他一身大汗跳下井去，寒气一逼，得了这个病，浑身关节疼痛，唯有虎骨酒能治。虎骨酒很贵。他攒了钱叫家人进城买得一瓶，将到家，不知怎么的把瓶子砸了，酒都流了。他说到这瓶砸掉的酒，还直心疼。但他毫无怨意，只默默忍受。我以后每见虎骨酒，还直想到他。
 　　
 　　我们顺便串门儿，看望了不常到的几个人家，村上很少小伙子，壮健的多半进城当工人了。有个理发师不肯留在乡间，一心要进城去。但村上理发的只他一个，很赚钱，我们几位老先生都请他理发。那天他的老伴儿不在家，我们看见墙上挂的镜框里有很多她的小照片，很美，也很时髦，一张照上一套新装。我估计这对夫妇不久就要离村进城的。
 　　
 　　有些老大妈爱谈东家长、西家短：谁家有个“破鞋”，谁家有个“倒踏门”的女婿，谁家九十岁的公公溺了炕说是“猫儿溺的”，谁家捉奸仇杀，门外小胡同里流满了血。我听了最惊心的是某家复壁里窝藏了一名地主（本村没有地主，想必是村上人的亲戚）。初解放，家家户户经常调换房屋：住这家的忽然调往那家，住那家的忽又调到这家。复壁里的人不知房子里已换了人家，早起上厕所，就给捉住了。
 　　
 　　村里开办幼儿园，我们一伙七人是赞助者。我们大家资助些钱，在北京买了一批玩具和小儿书；队长命我做“友好使者”向村公社送礼。我不会说话，老先生们教了我一套。我记得村里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典礼接受礼物，表示感谢。村里的大妈起初都不愿把孩子“圈起来”，宁可让孩子自由自在地“野”。曾招待我和女伴同炕睡觉的工人大嫂就表示过这种意见。可是幼儿园的伙食好，入园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工人大嫂家的二娃子后来也入幼儿园了。我问她吃了什么好早饭，她说吃了“苟儿勾”（豆儿粥），我听了很馋。
 　　
 　　扫盲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蒙娜·丽莎”等一群大姑娘都做出拿苕帚扫地的姿势，笑说：“又要来扫我们了！”她们说：“干活儿我们不怕，就怕‘扫’我们。干了一天活儿，坐下直瞌睡，就是认不进字去！”我曾亲身经历，领会到体力、脑力井不分家，同属于一个身体；耗尽体力，脑力也没有多余了。
 　　
 　　我女伴儿和我得到一项特殊任务：专为党支书肖桂兰扫盲。因为她常说：“我若能把事情一项项写下来，不用全装在脑袋里，该多轻松啊！”可是她听到“扫盲”，就和村里的大姑娘们一样着急说：“又来扫咱们了！”她当然没工夫随班上课。我们的队长让我和女伴儿自动找她，随她什么时候方便，就“送货上门”式教她。我们已跟她说好，可是每到她家，总扑个空，我怀疑她是躲我们。
 　　
 　　不知谁的主意，提倡“诗画上墙”。我们那个贫穷的山村，连可以题诗作画的白墙也没有几堵。我们把较为平整的黄土墙也刷白了利用。可是诗和画总不能都由外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一手包办啊。我们从本村的小学校里要了些男女学生的作文，虽有错别字，而且多半不完整，意思却还明白。我们把可用的作文变成“诗”，也就是“顺口溜”，署上作者的名字。每首“诗”都配上一幅“画”，有些墙上剩留些似画非画的图痕，我们添补成“画”，再配上一首“诗”。我们一队七个老人，没一人能画。村上有一个能画的小伙子，却又不是闲着没事的，只能乘他有空，请来画几笔。我和女伴儿掇一条长板凳，站在上面，大胆老面皮一同挥笔画了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表示“丰收”。村里人端洋着说：“不赖。”这就是很好的鼓励了。天气严寒，捧着砚台、颜色缸的手都冻僵了，可是我们穿街走巷，见一堵平整的墙，就题诗作画，墙上琳琅满目，村子立即成了个“诗画村”。有一幅“送公粮”的画，大约出于那位能画的小伙子之手，我们配上了诗，却捏造不出作者的名字，就借用了一位村干部的大名。我们告诉了那位干部，并指点他看了“诗”、“画”和署名。他喜得满面欢笑，宛如小儿得饼。我才知道不仅文人好名，老农也一个样儿。村里的小学校长命学生把墙上的“诗”抄在红红绿绿的纸上，贴在学校门口，算是他们那学校的成绩。我们有几位老先生认为那是“剽窃”。就算是“剽窃”，不也名正言顺吗！墙上都明写着作者的大名呢！有的村里汇集了几个村的“诗”，印成小册子。上面的顺口溜竟是千篇一律，都是什么“心里亮堂堂”呀，“卫星飞上天”之类。我自己编造的时候，觉得纯出“本店自造”，竞不知是抄袭了人——或者竟是别的村子抄袭了我们？不过这阵风不久就刮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