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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集》的启示

时间:2012-10-31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林达 点击:
扫起落叶好过冬(全文在线阅读) >  《野火集》的启示
 
  龙应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后,回到台湾,一边当教授,一边一篇篇地写她的《野火集》。她从小生活在台湾,去国一程将近十年,而初次回去定居,她却变得“容易生气”,一切以前感觉理所当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变得难以接受。确实,两个不同源头的文明,若选择在一个个人身上冲撞,发生的事情就可能叫做悲剧。但是,龙应台把它化为了一种积极的力量。
  这个世界很大,而信息的开放,使得和国际接轨变得容易,对外部世界逐渐知己知彼后,就会自然作出调整,面对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紧张。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曾经有过的过度自卑和自尊,是源于对世界的陌生。因此可以相信,当年《野火集》中让人感觉惊讶的一些话题,已经在今天成为常识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龙应台话题背后的东西,人们仍然需要了解。这就是龙应台今天仍不过时的原因之一。
  今天台湾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是移植于异质文化。一些概念,虽然是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名词,在讨论中频频地运用,可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在讲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这些名词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所以,在争论的时候,有时就是鸡讲鸡的,鸭讲鸭的,似乎在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名词,实际上讲的却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来自外来文化。当它用“汉字”来表达时,这些“字”携带着它本来已有的灵魂,又输入一些外来的血液,以一个新的面貌,开始自我表述。然后,在我们脑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轮的概念。它们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现代政治的政党概念,进入东方文化时,常常携带着我们原有的同生共死、忠诚不贰的团体组织感,但在概念的原生地,却是随意切换的个人观点选择,而它的基础,是崇尚个人取向的文化价值系统。那种散漫和疏离,和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族、小团体的紧密联系完全不同。异质文化中那些离散的个人,又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响、结合从市民走向公民的传统,形成了具有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社会细胞结构。如此走向一个法治的社会,乍看上去,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实际上却是有章有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的集权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一个学者理解和指出制度的不合理,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预警制度变更之后社会适应的难点,却并不容易。政治家们,包括学者们,也立即面临一个学习过程:如何塑造自己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如何拒斥权力诱惑,作为一个公民平等地进入社会生活。《野火集》的出版在台湾社会质变的前夜引起震动,龙应台的批判性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人们也因此可能忽略隐隐在下支撑它的基础。
  龙应台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不仅直接抨击制度,而且更多的是把批评直指社会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会特质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个个人在内的公民意识之淡薄。她批评台湾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没有在为公民社会做出准备。龙应台根据自己对世界和台湾的了解,一定知道,在台湾的集权制度瓦解之后,一个移植的制度会立即面对公民社会的单薄基础,面临根系深入的障碍。龙应台从一开始就选择站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的是尖锐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你有没有为一个公民社会做好准备,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变你自己。面对中华文化圈,龙应台不避讳她的思想资源的异质文化源头;面对民众,她紧追不舍地指出每一个人的弱点和未尽的公民责任。
  而龙应台的尖锐又并不走向居高临下。她也是和你一样的一个公民。这种分寸感对一个传播火种的知识分子,常常很难拿捏。从中华文化圈里出来,很多人能够做到文字优美、内容正确、逻辑严密,可是,也许是我们习惯了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即使理解平等的意义,对自己的定位定调往往还是会“开低走高”。做社会批判时,会忘记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员。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断上升,不能持之以恒地维护和读者对话的平等。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历来缺少平等的概念,我们自己的“低调”往往只是理智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反应。
  相比二十年前,同属中华文化圈里的知识分子,都有了更大的舞台来表现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够震撼当时,更能让人长久回味、影响深远的文字,就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还需要许多其他的东西。阅读龙应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静水面的锐利冰峰也许只露出一角,可是你总是可以在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稳稳的一个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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