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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杨家坪

时间:2012-07-21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林达 点击:
 
特拉普派,苦修派修道院
  自从八年前,我们和弗兰西斯修士成为朋友以后,就渐渐了解了一个我们从未有机会涉足过的神秘领域——修道院。我们接触的修道院碰巧是其中最严谨克己的一支——特拉普派,人称苦修派。
  在美国,即使对修院生活知之不多的人,甚至是对天主教有成见的人,提到特拉普派,多少都会肃然起敬。大家别的不知道,至少知道他们从17世纪建立这个修行制度开始,修士除了与上帝对话,是终生不说话的。面对这样的苦修决心,确实不服不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三十多年前,20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解除了这个禁令之后,他们在自己的修院内部生活中,还是基本静默的。在弗兰西斯生活的圣灵修道院,现在还设有一个静默区,在这个区域内,还是完全禁止开口的。
  这还不算,他们还有各种严格的约束。他们身无分文,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在凌晨三点左右就起床,去他们院内的教堂早祷,天天如此。他们依据规则,必须辛勤劳作,自给自足。所以,除了祷告,他们都在干活,周末没有休息,永远没有退休。年迈的修士只要还能起床,他们就会慢慢地起来,祷告和工作。他们做面包,做果酱,在苗圃耕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然后简单地安葬在修院的墓地里,没有棺木,只有一袭白布裹身,默默归于尘土。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一次弗兰西斯修士,有时也向他了解一些宗教知识。我们曾经以为,弗兰西斯终会在某一天,开始对我们作宗教劝说。后来才知道,这一幕永远不会发生。他们的规则之一就是,不主动传教。他们也不参与民众的宗教礼仪,比如主持婚礼和葬礼等等。我们最终明白,特拉普派修院,在本质上与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永远只是相遇而不相交的。这是一群以宗教思考为生命的圣徒的生存方式。为此,我们很珍惜这样一份难得的相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更深一步地走进特拉普派修院的历史。
  直到三年前,在一个圣灵修道院的巨大银杏树洒满了秋日金黄的星期天。我们和弗兰西斯在修士们自己围筑的人工湖边聊天。湖上飘荡着一群群被修士们“惯坏了”的野雁野鸭。在聊到中国近代历史和西方宗教的影响时,我漫不经心地说,“中国那时大概就差没有过特拉普派修道院了”。弗兰西斯平静地回答,“中国有过特拉普派修院的。这样吧,我到修院图书馆去拿一本书给你们看”。我们顿时对这本书充满好奇。
  我跟着弗兰西斯去图书馆,那是在一个阁楼上。估计有一千多平方英尺的空间,满满当当的都是书架。阳光从屋顶的天窗穿过,暖暖地投射在一个年轻的修士身上。他静静地坐在一个计算机旁,正利用互联网给图书编目。看到我们进来,他抬起头,微笑着打个招呼,就又低头工作了。趁着弗兰西斯在找书的时候,我匆匆浏览了一下藏书。他们的藏书涉及范围很广,除了宗教方面的书籍,整套的大百科全书,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艺术、计算机技术。此外,还有大量小说。
  弗兰西斯拍拍我的肩头,手里拿着一本落着尘土的旧书,那是一本修道院的纪念册。红色的封面上有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封闭的院落、教堂的尖顶,真是太熟悉了。没错,那是一个修道院。
 
中国的苦修院
  真的,在中国,有过一个特拉普派修院。可故事却要回溯到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修道院厚重的石墙后面,远离世俗地祈祷和劳作修行一个半世纪以后,特拉普派的修士们,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冲击。革命容不得僧侣,也不打算对修道院问个青红皂白。沉默无语远绝尘世的特拉普派因此无法幸免。修院被毁,修士被追杀。往日只飘荡着黑白二色僧服的素净修院,只剩断壁残垣,血迹斑斑。特拉普派几乎被灭绝。侥幸有一支在1790年出逃瑞士,不久又开始新一程的苦修。他们无法改变,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经过近一百年的休养生息,特拉普派又逐步扩展,一个个教友加入他们的沉默行列。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能够容下他们生存的地方建院,他们开始星散。宽容的北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基地。然而,修院的生存方式注定他们的发展是缓慢的,在19世纪末,全世界还是只有五十三个特拉普派修道院,其中有一个新建的,在中国的太行山深处。
  机会最初出现在1870年,罗马天主教一位名叫德莱普来斯的主教,在那一年即将调任中国的教职。这是一位充满宗教热忱的主教。他一直梦想在中国也建立一个修道院,却苦于没有经费。正巧,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十分偶然地遇到索菲亚,一位相当有名的女公爵。她十分富有,却正准备舍弃一切,进入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所修院当修女。这所修院属于加尔默罗会,也是天主教修院的一个分支。共同的宗教热忱使他们一拍即合。索菲亚当场承诺捐出六万法郎,作为一个中国修道院的筹建基金。
  德莱普来斯主教的这个想法是有他的考虑的。修道院的修士不同于传教士。传教士要深入世俗社区,修士们则远离人烟。尤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以后,修道院选址的第一标准是和平安宁之地。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三百年稳定的清王朝统治,有的是人迹稀少的深山老林。似乎完全有可能为一小群默默修行的人,找到一片永远避开战乱的安静所在。
  最初他们商议的修院,是和索菲亚入修的那个修院同教派的姐妹院,也是加尔默罗会的。他们甚至已经打算派出几个先行者。可是,带队的修女突然重病不愈,计划只能取消。经过考虑,这些捐款转交给了欧洲的特拉普派,让他们有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修道院。恰在此时,中国太行山区有一个杨姓家族,向教会捐出了一大块土地。于是,未来修院的所在地就这么偶然确定,落在一个叫做杨家坪的地方。捐出的这块土地确实很大,大致有一百平方公里,可是,那远不是什么沃土良田,而是深山沟里的乱石滩。
  经过一番准备,担负着创院重任的索诺修士,从欧洲来到现在的北京。他稍事休息,就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出发,去杨家坪。随行相伴建院的只有另一名欧洲修士,其余的同行者是向导等人。没有公路,他们扎进莽莽太行,足足在羊肠小道上艰难攀缘了三天,才到达这块未经人们触动的处女地。这里是一片荒野,满地大石块,虎豹狼熊狐,一应俱全。那是1883年的6月16日。整整半年以后,才有另外三个来自法国的修士到达。这五名修士形成的小小社群,开始了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的工作,他们称它为“神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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