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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青年通读本·第二十三章 元明文化与社会概况

时间:2023-07-05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吕思勉 点击:
中国历史青年通读本(全文在线阅读) > 第二十三章 元明文化与社会概况

元明文艺界之创作

中国的文艺作品,是各时代各有其特色的。如西汉人的散文,唐朝人的诗,宋朝人的词都是。在元明时代,最有特色的,则为戏曲和小说。

中国古代的优伶,是以打诨和取笑为主的。扮作古人,只有百戏中偶有其事,算不得戏剧。歌舞亦另系一事。南北朝时,才有以歌舞而兼扮演的,如《兰陵王》、《破阵曲》之类。[1]然而所唱的词句,并不入所扮的人的口气,也还不是近代的戏剧。近代的戏剧,是导源于宋,而大成于元的。元朝的南北曲,都合着音乐,可以扮演;表情和动作,都合着所演的事的情节;所唱的词句,即作为所扮的人的语言。歌舞扮演,合为一事。把时间和空间的艺术,联结起来,在美术上,自有相当的价值。元朝的戏剧,存于现在的,就是昆曲。昆曲的词句,渐偏于雅驯了,不是人人可以懂得的。就是那音乐,在社会上,亦不甚普遍;并有词句不能协律,布置不合排场,不能表演,而只成为一种纸上的作品的。这是后来的变化,初起时并非如此。所以初期的戏剧,也算是平民文学的一种。至于平话,就是现在的说书。后来将其脚本,渐渐增饰,专以供人阅看为目的。如现在的《三国演义》、《水游传》之类都是。尤为平民读物的大宗。

元明之学术思想

理学虽兴起于北,然自宋朝南渡以后,反而盛行于南。北人不大知道。元兵下湖北时,得到中国的儒者赵复,北人都奉以为师。自此理学在北方,才渐渐盛行。此时所行的,南北都是程朱一派。到15世纪末年,王守仁出,而风气才一变。王守仁之说,是远绍陆九渊的。他以人心的灵明为“知”。这种知,是人人所固有,不待学而成的,所以谓之“良知”。良知自能知是知非,我们只要遵照着他行就够了。所怕的,是人为物欲所蔽,良知不能做主。然而良知只有昏蔽,决不会丧失的。一朝把他提醒来,又是完全具足。我们做人的工夫,只要时时刻刻,提醒这良知,不要给他昏蔽就是了。这个便唤做“致良知”。这是何等简易直截的方法?

一种学问,发达到极盛时,就要生出流弊来。理学家注重于检点身心,对于学问,自然要空疏些;对于应事,也就不免迂阔。程朱之学盛行时,已是如此,王学专注重一心,自然其弊更甚了。而且还有不拘形迹,猖狂妄行的。所以到17世纪初年,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辈出,而风气又一变。顾、黄等大儒,对于理学,是并不反对的。但他们读书都极博,考据都极精,所以能救理学末流空疏浅陋之弊。他们又都是想做事的。当明清兴亡之际,都抱着百折不回的志气,要想图谋恢复。实在事无可为,才专发之于著述。他们的著述,也是极有精义的。如顾先生在他所著的《日知录》里说:“有亡国,有亡天下。国之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所谓国,就是现在所谓王朝;所谓天下,就是现在所谓国家。这是给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以何等的一个刺激?黄先生的《明夷待访录》,对于君主专制政体,痛加攻击,尤其是从前的人,所不能说,不敢说的。此外他们对于国家社会,涉及根本问题的地方还很多。清朝人专讲考据,只算承受得明末学风的末节。其真正价值,倒是革命思想兴起以后,才渐渐有人认识的。

王守仁像

元明之风尚

当异族入据之时,总不免有许多恶风习。譬如元朝时候,中国剃发易服的很多;并有学作胡语,改变姓名的。这是何等痛心的事?直到明太祖即位后,才把他禁绝了。[2]可是表面的弊窦易改,实际的弊窦难除。当元时,人民因被俘虏而沦为奴婢的很多,明朝还不免此弊。其时江南士大夫之家,卖身投靠的,往往多至千百人。恃势横行,乡里都不得安枕;连主人亦为其所制。而明代绅士居乡,亦很多暴横的。这都是异族入据,留下来的污点。明初的政治,是颇想振作士气,培养人才的。譬如太祖,很注意于学校。曾于一日之中,擢用国子监生60余人,做布按两司的官。又极注重荐举。被荐举而来的人,又叫他各举所知,亦都加以任用。其时的学风,亦本来是讲究气节,重视致用的。所以一代的士气,颇为发皇。能慷慨言事的人很多,虽屡受暴君和阉宦的摧残而不悔。但是争名誉,闹意气的毛病,自亦在所不免。末年的党祸,也是明代的风气使然,势所必至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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