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学术思想转变的时代。这种学术思想就是理学。
理学勃兴及其背景
理学的背景，最重要的有三端：其（一）南北朝、隋唐之世，佛教盛行，道教也有相当的改进。道佛二教固然各有其哲理，然都太偏于出世。到宋朝，这两种思想和儒家的思想，就有互相融合，而发生一种新哲学的倾向。其（二）从唐朝以来，士风极坏。到五代之际，尤其气节扫地，如冯道在唐、晋、汉、周之世，历事十君，不唯不以为耻，反自称为长乐老，做了一篇文字，历叙所得的官爵恩宠，以为荣耀。如此，何以立国？安得不有严整的伦理观念，以挽回风气？其（三）历代读儒书的，大都墨守前人的成说，在理论上既不彻底，且不免互相矛盾。要振兴儒学，实在有融会贯通，创立一个体系的必要。合此三端，理学便勃然而兴了。
理学之派别及其变迁
周敦颐，湖南道州[1]人，住在江西庐山莲花峰下。他故乡地方有一条水，流入潇水，名为濂溪。莲花峰下，也有一条水。他为纪念故乡起见，就以濂溪名之。学者因称为濂溪先生。他从道家得到了一张《太极图》，便做了一篇《太极图说》，把阴阳、五行算做万物的本原。其意是把宇宙间的物质，分为水、火、木、金、土五种，而以其变化归诸阴阳两力。这本是中国的古说。他说五行的性质各有所偏。人是这五种物质构成的，所以其性质也有所偏，而要注意于矫正。矫正的工夫，在于主静。他还做了一部《通书》，也是发挥这个道理的。学者推为宋学的开山。周子之学，传之于洛阳二程子。大程子颢性质宽和，主张明白得道理以后，以“诚敬”存之。小程子颐则性质严正，又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具体方法。所谓敬，就是一天到晚持守定了，不要放松的意思。致知的工夫，在于格物。“格物致知”这四个字，出在《大学》上，解释很多。照小程子的解释，则是对于一事一物都要用心推求，不可漫然应付。[2]他这一种方法，是为朱子所采取的。讲理学的人推为正宗。朱子名熹，家世是婺源人，他却住在福建。他的学问最博，对于宋朝人各种学说都能够批评研究，加以折中。所以讲理学的人，推他为集大成。北宋时还有张子，名载，是陕西鄘县横渠镇人。他所著的书，名为《正蒙》，认为天地万物，根本上只是一种原质所成。这种原质，张子名之为气。气的往来屈伸，就是阴阳。生死、消长诸现象，莫非一气的变化。人的性质所以有好恶，也是由于气的本有迎拒。如此，便把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合而为一了。他又根据于此，说宇宙万物本是一体，主张把仁爱的量，扩张到无限。他所做的《西铭》，发挥此意最透。周程张朱之学，后人称为濂洛关闽，而称这五个人为宋五子。南渡之后，还有金溪陆九渊。他的修学方法，与朱子不同。朱子是小程一派，主张即事物而求其理的。陆子说如此未免支离，主张先发人本心之明，然后“细细理会去”。他的学说和朱子各明一理，俨如双峰的并峙。此外在北宋时，还有一位邵康节先生，名雍。他是主张观察物理的。他说：我们所以不能明白宇宙的真相，实由对于凡事都把感情掺杂进去之故。所以主张“以物观物”。他以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都有一定的法则。所以喜欢研究数理。这也是哲学中的一派。后世迷信的人，把他认作一个偶像，却全不是他的本意了。宋时理学，派衍于浙东的，颇喜讲究礼、乐、兵、刑。南渡以后，吕祖谦最为大师。后来永嘉的陈傅良、叶适，永康的陈亮，其学也都自成一派。但是讲宋学的人，不认为正宗。
朱熹像
宋代之学风
宋时讲学的风气是很盛的。晚唐、五代之际，书院逐渐兴起。宋时更为兴盛，往往有许多学者，聚集从事研究。名人所在之地，求学的人闻风輚集的亦不少。宋朝人的学问，是注重实用的。所以凡事都讲究质实。文学也受其影响。唐时韩柳所提倡的古文，至此盛行。诗则除写景之外，更注意于言情，把许多唐诗里所没有的材料，都加进去了。虽然较诸唐诗，欠缺含蓄，意味不如唐诗的深长，然而诗境确较唐人为恢廓。词学在宋朝，更可称为极盛。史学在宋代，也是特别发达的。中国历代，史书盛行的有两体：一种是纪传表志，一种是编年。编年的史，有好几代偏阙了。到宋时，就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继续《春秋》，直到五代为止。袁枢因之而作纪事本末，又为史家创一新体。此外还有郑樵，因纪传表志之体而作《通志》。这是通于历代的正史，所以继续司马迁的《史记》，而矫班固以下断代之失的。虽然因体段太大，不甚精审，然其中的《二十略》，则包罗的门类很广，有许多前此的正史，都没有记载到的。[3]还有马端临，著《文献通考》，继续唐朝杜佑的《通典》，专记典章制度，而门类比他分得更精细，材料也更完备。平民文学在宋时亦极发达。当时有一种说话之业，就是现在所谓说书。说书的人所用的本子，就是现在所谓平话。我们所习见的《水浒传》，其原本就是出于宋朝的《宣和遗事》的。其初不过说书的人用作底本。后来愈做而愈精，就成为平民读物的大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