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走了，季婷婷走了，都红在医院里。推拿中心一下子少了三个，明显地“空”了。原来“空”是一个这么具体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可以准确无误地感受到它，就一个字，空。
稍稍安静下来，沙复明请来了一位装修工，给休息区的房门装上了门吸。现在，只要有人推开房门，推到底，人们就能听见门吸有力而又有效的声响。那是“嗒”的一声，房门吸在了墙壁上，叫人分外地放心。
叫人放心的声音却又是歹毒的，它一直在暗示一样东西，那就是都红的大拇指。响一次，暗示一次。听得人都揪心。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根大拇指。那是都红的大拇指。那是一分为二的大拇指。现在，一分为二的大拇指替代了所有的内容，顽固地盘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人们都格外地小心了，生怕弄出什么动静来。推拿中心依然是死气沉沉。
沙复明一改往日的做派，动不动就要走到休息区的门口，站住了。他要花上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把玩休息区的房门。他扶着房门，一遍又一遍地把房门从门吸上拉下来，再推上去，再拉下来，再推上去。死气沉沉的推拿中心就这样响起了门吸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
门吸的声音被沙复明弄得很烦人，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主要还是不忍。沙复明在暗恋都红，这已经不是秘密。他一定后悔死了，早就有人给沙复明提起过，希望在休息区的大门上安一个门吸，沙复明嘴上说好，却一直都没有放在心上。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这一次事故的直接责任人。没有人会追究他，但不等于沙复明不会追究他自己。他只有一遍又一遍地把房门从门吸上拉下来，再推上去。嗒。嗒。嗒。嗒。嗒。嗒。
沙复明后悔啊，肠子都悔烂了。真的是肝肠寸断。他后悔的不只是没有安装门吸，他的后悔大了。说什么他也该和他的员工签订一份工作合同的。他就是没有签。他一个都没有签。
盲人没有组织。没有社团。没有保险。没有合同。一句话，盲人压根儿就没有和这个社会构成真正有效的社会关系。即使结了婚，也只是娶回一个盲人，或者说，嫁给了一个盲人。这是一个量的积累，而不是一个质的变迁。可是，生活是真的，它是由年、月、日构成的，它是由小时、分钟和秒构成的。没有一秒钟可以省略过去。在每一秒钟里，生活都是一个整体，没有一个人仅仅依靠自己就可以“自”食其力。
盲人的人生有点类似于因特网里头的人生，在健全人需要的时候，一个点击，盲人具体起来了；健全人一关机，盲人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虚拟空间。总之，盲人既在，又不在。盲人的人生是似是而非的人生。面对盲人，社会更像一个瞎子，盲人始终在盲区里头。这就决定了盲人的一生是一场赌，只能是一场赌，必然是一场赌。一个小小的意外就足以让你的一生输得精光。
沙复明丢下休息区的房门，一个人来到了推拿中心的大门口，拼了命地眨巴他的眼睛。他向天上看，他向地下看。他什么也没有看见。盲人没有天，没有地。所以天不灵，所以地不应。
作为一个老板，沙复明完全可以在他的推拿中心里头建立一个小区域的社会。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义务。他完全可以在录用员工的时候和他们签署一份合同的。一旦有了合同，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员工们去购买一份保险。这样，他的员工和“社会”就有了关联，就再也不是一个黑户了。他的员工就是“人”了。
关于工作合同，沙复明不是没有想过，在上海的时候就想过了，他十分渴望和他的老板签订一份工作合同。大伙儿就窝在宿舍里头，七嘴八舌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谁也不愿意出面。这件事就这样耽搁下来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征，人们不太情愿为一个团体出头。这毛病在盲人的身上进一步放大了，反过来却成了一个黄金原则：凭什么是我?中国人还有中国人另外的一个特征，侥幸心重。这毛病在盲人的身上一样被放大了，反过来也成了另一个黄金原则：飞来的横祸不会落在我的头上的。不会吧，凭什么是我呢?
工作合同的重要性沙复明是知道的。没有合同，他不安全。没有合同，往粗俗里说，他就是一条野狗，生死由命的。命是什么，沙复明不知道。沙复明就知道它厉害，它的魔力令人毛骨悚然。但沙复明因为工作合同的问题终于生气了，他在生同伴们的气。他们合起伙来夸他“聪明”，夸他“能干”，其实是拿他当二百五了。沙复明不想做这个二百五。你们都不出面，凭什么让我到老板的面前做这个冤大头?工作合同的事就这样拖下来了。沙复明毕竟也是盲人，他的侥幸心和别人一样重：你们没有工作合同，你们都好好的，我怎么就不能好好的?为此，沙复明后来悄悄打听了一下，其他的推拿中心也都没有合同。沙复明于是知道了，不签合同，差不多成了所有盲人推拿中心的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