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挨到出发的那天，平静了一天一夜的风雪又暴烈起来。既然出发时刻已到，下刀子也得走。那个叛逃的“林副统帅”当年就是这么说的：“枪声响，老子上战场！”
一直挨到出发，平静了一天一夜的风雪却又暴烈起来。但既然出发时刻已到，下刀子也得走。那个叛逃的“林副统帅”当年就是这么说的：“枪声响，老子上战场！”
镇里出动了一辆老式的嘎斯六九来送我。那是一种八座的苏联车。当年，在哈拉努里，算得上是辆好车了。发动车的时候，初冬的早晨天色俨然还黑得很。保密室的窗户子也黑得很。整个机关，除了协理员“大叔”，再无别人来送行。最后关上车门前的那一刹那，我再度探出多半个身子去看了看保密室的窗口。我希望它此刻能奇迹般地亮一下，但是，奇迹终究没出现。没出现就没出现吧。我轻轻地叹了口气，用力握了一下“大叔”的手，断然命令司机：“走人。”这一路，果然遭罪，比我预料的还要糟得多。车到西坝河子，人没颠垮，车彻底不行了。司机说，油路堵了，再发动不了了，找个马爬犁送你吧。我差一点跟他嚷嚷起来。前边足足还有七十来公里。而这时已是下午时分。风的吼叫和雪的劈头盖脸全都一阵猛似一阵。在这样的天气里，让我靠四条腿的马，怎么可能在天黑前赶到三五零八？万一在这茫茫大沙窝的风雪黑夜天里迷了路，那后果就更难料了。再说在这荒天野地里，上哪儿找马爬犁？谁会准备好了马和爬犁子，在这儿候着你？而天黑前必须赶到三五零八，这是领导下的“死命令”。
哈拉努里的司机基本上都是老油子，根本不屑于跟我干嘴仗，只是猫腰从后备箱里取出一件油了吧唧的军皮大衣，往自己身上一裹，便深一脚浅一脚，冲着不远也不近的一片次生胡杨林，在头里走开了。我只得赶紧跟上。我不能在这严冬的荒野傍晚，把自己一个人撂在这再也发动不着的车子里。没料想，居然在这片不大点儿的林子里还真找到一个马爬犁站。十来个胖瘦高矮不一的车夫，挤在一幢低矮宽敞的大土房子里，围坐在火墙跟前，默默地卷着各自的莫合烟，并在火炉盖上啪啪地爆着共同的苞谷豆。等雇下个壮实汉子，赶着辆大爬犁回到那辆破嘎斯六九跟前，再把我的行李卸到爬犁子上，继续往三五零八赶去，已快耗去一个多小时了。我认定是这个司机懒得再跟我一块儿遭罪，才故意搞的这鬼。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巧，车恰好坏在爬犁站跟前？临分手时，我都没稀罕再跟这老油子打声招呼，都没正眼瞧他一下。即便这样，赶到三五零八，也已经是后半夜了。这几十公里路走下来，真把我冻惨烈了。整个下半身已经完全找不着感觉，甚至都不知道冷了。最后，我直想笑，直想好好地睡他一觉。我甚至认为这世界已经跟我完全没一点关系了，心里特别轻松，合上眼，蜷曲起腿，伸出双手，紧抱住自己，整个人飘飘然地，真有一种驾鹤仙游的感觉，特别特别舒坦。但突然间，我想起，好像有人跟我说过，冻死的人都是在一种充分解脱的恬静中睡过去的，脸上无一不带着轻松的笑容。想到“死”，我赶紧睁开眼，猛地一抽搐，就有泪水拼命往外迸溅……接着便哆嗦开了；接着，那种透心凉的感觉又回到了后脊梁上，又能感觉爬犁的颠簸，又能听到车夫的喘息，喘息声里还混杂着一股浓烈的劣酒的辣味儿和马汗的骚臭味儿……但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我还活着。活着，真好。
啊，真好，活着，真他妈的好！！
最后，我是像个冰砣子似的，被四五条大汉从马爬犁子上抬进兵站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兵站里居然聚集了大小一二十个官员，正焦急万分地“恭候”我的到来。其中果然就包括宋振和这小子。进了有火的屋子，整个冻僵了的身子居然没一点感觉。那些人先往一张大长桌子上铺一条很粗糙但又很厚实的毡毯，然后三下五除二，把我脱了个精光，撂在这张大长桌上，抓起大把大把的雪，往我腿上脚上手上脸上身上一个劲儿地搓擦。好大一会儿工夫我仍然没什么感觉。我想那时候假如他们把我直接扔到焙红了的火炉盖上，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的。然后，渐渐有了一点冷热感，便开始剧烈抖动，抖个不停，抖到吃不住劲儿了，紧咬住牙关，直哼哼，直呻吟：“受不了了……真受不了了……”到底什么时候才不抖了，从哪个时候起浑身上下才又重新开始感到火燎火灼般疼痛，完全说不清楚了。再往后，那些人便把我埋进大厚被窝里，再封盖上好几件老山羊皮袄，并咕嘟咕嘟地灌了我十来口散装的高粱烧，我便满颊生云，云山雾罩，如一团烈火般地死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特别踏实，酣畅。可以说，八辈子都没这么踏实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