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出租车是个辛苦事.如果想要赚到钱的话,早出晚归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天次冷极,候在酒店门口等客人,那副窝囊劲也让人够受.不过肖济东不怕吃苦.当年开公共汽车时,什么都练出来了.早时五点人就得在车上,晚时12点还到不了家.而那时车大而垮,开起来哐哐当当,半里远都能听到声音,差不多根不多根本不用按喇叭.一天车开下来,骨头架子几乎要散掉.冬天还算好一点,无非手冷而已.夏天却是了不得,即令打开驾驶室的门打开,都如同坐在火炉里.背后还拖一车几欲断气却仍骂声连天的乘客.一整个夏天里,人仿佛是靠在脏话堆上.同现在有空调,有舒服的座位,且身后没有骂娘的人只有给钱的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肖济从来都是三点一线的生活,学校——菜场——家,毫无个人兴趣和爱好,连看新闻也都只看看国际新闻而已.曾经在听到美国宣布打伊拉克的那天早上,急匆匆地跑到商店买了台可收到美国之音的半导体收音机.战争结束,半导体也就束之高阁.有如废砖却不如砖头结实-这是肖济东老婆的比喻.肖济东在上课和帮老婆做家务之余,如果说有所兴致,就是喜欢打探有何战事.远至战国七雄兼并,齐鲁长勺战役,近至波黑战争,如此之类,每一个细节他都能道来,如数家珍.肖济东曾与老婆吆说他错生了时代,老婆说,就你这样缚鸡无力之徒,能在和平时代像个人一样过完自己的一生也就不错了.老婆说话从来就入木三分,肖济东自是无言以对.肖济东对生活的肯定与否定,都是拿自己的过去作为参照,并不知人家都已进入什么样的境界.这样,肖济东就很容易得到满足,多数时候都对自己日下的生活持定态度.为此,肖济东开着车倾听着轻盈的沙沙沙声,时常在车后无人时,隐忍不住地哼上两句小曲.那份自我感觉就仿佛别人都还在吭哧吭哧地干社会主义只有他私下里把资本主义弄到车上来享受了.
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不管是什么主义,人不可能天天都顺心顺气.百姓也好,老板也好,官员也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倒霉.倒霉的事比幸运的事更容易改变一个人命运.倘若把倒霉的事也看做是命运中的一部分的话,那便可以说命运伸出的一个巴掌很容易就让一个人改变自己正常的生活行程.
有一天,肖济东送一个客人到机场.一般说来,肖济东是不愿意往机场跑的.沿途层层收费关卡,虽说费用由客人自掏,可肖济东觉得心情压抑,即令未掏一分钱,依然有被人盘剥之感,何况听说交的钱都归买下那路段的香港人或台湾人所得,便更有被蚊子咬一口却还不得手的窝囊.可那客人欲赶飞机到北京,时间紧迫,走到学校大门再打的已然太晚,便软言相求刚刚开车出家门的肖济东无论如何送一趟.这种急人所难之事肖济东自是义不容辞.便驱车送了去.回来时,搭乘肖济东车的是一个刚下飞机的台胞.看行为做派便知是家财万贯之徒.肖济东虽说对台湾人颇为反感,但还不至拒载他们.
车开后台胞给了肖济东一个信封,让照信封上的地址开.肖济东看了看,凭着他十几年前开公交车时对交通的熟悉,他知道那是个城市下层人所居的棚户区.便说地点是知道,只是近几年大兴土木,来了好多你们台湾人开发房地产,不知那地方是否还在,台胞一听便急了,喋喋不休地告诉肖济东他此行回来是探望老母.老母过八十岁生日,他与她已是四十多年不见,请肖济东无论如何也要帮忙找到地方.肖济东心说现在说得这么孝顺,当初怎么就把老母甩下走人了?
那地方果然拆得全不见过去痕迹.台胞便傻了眼,眼泪便夺眶而出.果真是有几分孝道,肖济东想.然后便动了侧隐之心.肖济东带了台胞去了派出所,台胞说:是警察局?便死活不肯讲,脸都涨成紫色.肖济东说是不是怕有以前的案底.台胞不答,只是催肖济东速速离去,以免不测.肖济东无奈,只好又去居民委员会找老人.好容易打探到有搬走又回迁的老人.又上上下下爬了几个七八层楼叩门询问.总而言之,折腾好几个来回,花去了一整个下午时间,黄昏时竟在一个深不可测的巷子里将那台胞的老母亲找到了.母子相见,抱头痛哭,顾不得将已经上了五百的的士费给肖济东.肖济东守在一边等钱,同时也很是感动地看着这个亲人团聚的场面.心想人一生有一两次这么大起大落的感情经历也还真不错.反观自己,肖济东便觉得自己平平淡淡的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多少还是有些遗憾.那台胞好好哭过一场后,他那老母问,我儿呀,你是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的呢?台胞于是乎想起肖济东,也方想起尚未付的车费.他忙忙碌碌地掏钱,结结巴巴的感谢,出手给肖济东便是三千.肖济东看了看计程表,说共五百六十八元,加上关卡费二十,应收五百八十八元.说时将多余的钱放回台胞手上,连多的一个字都没说开车便走.台胞目瞪口呆,不知自己是碰上了高人还是得罪了肖济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