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冻泉(3)

    匆匆见面，匆匆离开。没有相约，也没有赠言。仿佛总有一种恍惚飘摇的预感。我在细琢磨之后，终于醒悟，我和他惦念的还是青藏高原，还是曾经出现在不冻泉的那位惠嫂，以及惠嫂和她的丈夫营建的那个“司机之家”。每次开车或乘车经过不冻泉，有事没事我都会去看看惠嫂。她递来的一碗水，一声问候，哪怕只是招一招手，都像春风里一簇跳动的火苗，填充了我们跋涉路上空旷的生活。

    1965年春，我从高原调往京城时，惠嫂已经离开昆仑山，据说跟随丈夫又在藏北扎了根。荒莽的羌塘草原上，从陕北来的一对恩爱夫妻又经营起了一个温馨的家。她从昆仑山消失了，却长久地出现。我赴京前夕，途经昆仑山站在不冻泉边久久留恋难舍。我看着已经人去屋空的那间“司机之家”，心里涌满思念。环顾四周，雪山依然那么凝重、刚毅，那么洁净、纯美。要远走离开高原了，而我却固执地认为，心灵的归属感、个人价值的体现才是我追求的目标。不管走到哪里，我心里一直会牵挂着高原的发展，都会关注电视台每天预报的昆仑山天气变化。收回目光，我突然看到泉边湿地的一堆石缝间长着一棵草，窄长的叶子上缀满亮亮的水珠，白生生如细线般的根须漂在浅水里。同行的人告诉我这叫扒地草，因为一条主根深深地扎在山土深层，才落得这样一个坚韧的名字。我立即想到了惠嫂，这该是她的化身吧！我小心翼翼地摘下一片叶子，带它上路。至今四十多年逝去，这片昆仑草的标本仍完整地夹在我的笔记本里。

    此后，我身居京城又多次重返高原，来到昆仑山。“司机之家”是必去处。当年那个热腾腾的家灰飞烟灭，只剩下冰冷的遗址了。我和那些残留着的碎瓦乱石心照不宣，咽下同一颗眼泪。惠嫂和老惠们的呼吸犹在，锅碗瓢盆的碰撞声犹在，尤其是惠嫂手中那碗里陕北小米的喷香鲜味儿犹在……凹进山体的那个洞穴还不动声色地待在原地，只是老惠们搭建的那部分延伸出来的陋屋已经不知又飘到哪座山峰去了！离遗址不远处的不冻泉，泉水依旧清冽地倒映着整个昆仑山。曾记得惠嫂每天来来往往到泉里背水，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鞋，家与泉之间的小路就诞生在她背上的木桶下。路上洒下一层水滴，水结成了冰；又洒下一层水，再结冰……一条冰路贮存了多少道不尽的温暖。现在，家消失了，这不冻泉就是“司机之家”的留守地。我站在泉边望着在水面微微颤动的雪峰，分明瞅见了惠嫂那张被高原风雪镀得红扑扑的脸庞。一直以来夹在我笔记本里的那棵草，就是惠嫂隐藏在昆仑山深处的不朽的身段吧！只要这棵草还在就会有她的故事。有她的故事，王宗元就会站在故事的后面。而说起王宗元又总会有人涉及王宗仁，我。可是这一回王宗元，离开我们了，永远地离开了。拨旺他笔下惠嫂的那炉火也难给他的生命加热，昆仑山带走了他全部体温。

    不能不提到“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场几乎让所有作家都难逃噩运的“大革命”。我呢，毕竟年轻，二十来岁，也没写出可以让那些横扫“四旧”的勇士们发怒显威的作品，只是被他们的战刀蹭破了一点皮。就是这一点蹭剐，也与王宗元有关。我写过一篇小散文《三只鸡》，是说雀儿山下甘孜兵站一位老炊事员，在高寒缺氧的雪山劳心舍力养鸡下蛋，为过往汽车兵改善生活。多好的兵做的多有人情味的事！可是偏有人批判我的散文是只讲物质刺激，不讲政治。批就批吧，那个年代胡言乱语的声音到处都能听到。不学无术才是无法原谅的，那人又把我和《惠嫂》连在一起了，他说我在作品里搞“物质刺激”是惯用的手法，《惠嫂》里那个女人就在不冻泉养鸡，不但在不冻泉养了，还把她养的鸡撒满青藏线。看来这位批判者还真的读过《惠嫂》，王宗元在作品里确实写着：“……我孵出来的鸡娃，沱沱河也有，唐古拉山也有，安多买马也有，你走一路都能听见我的鸡叫……”看来“造反派”是真的读了《惠嫂》，还挺认真，只是没有认真看作者，又一次张冠李戴了，把王宗元当成了王宗仁。我是无功受禄，举着“惠嫂灯”的王宗元在寒夜里熄灭了，人和灯一起熄灭了。昆仑山的风满世界刮起来，我担心那些搞大批判的人会不会溺死在自己的悲伤里！

    没有人告诉我王宗元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我只知道在那个火烧油炸的年代，他天天接受批斗。196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仅有五万字的小说集《惠嫂》，让他们批得体无完肤。王宗元在1971年被死神领走了。这个曾经在青藏路上雪地里奔走的作家走了。那时他天天盼着天晴，可他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会下雪。这样就好，明天的天阴天晴就让别人去操心吧，他死了，永远生活在下雪的天气里也无大碍。那年他才5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