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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舆论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乐观的豁裂”。近20年里，无论经济是繁荣还是萧条，大多数欧洲人在接受民意调查时都认为自己来年的收入会比本年更好，但同时大多数人又认为本国的经济形势会出现滑坡。绝大多数英国人都表示移民、早孕、垃圾泛滥、失业、犯zui、故意破坏以及du品是英国社会的普遍问题，但很少有人认为他们当地存在这些问题。环境质量也一样，多数人都相信自己当地的环境质量要优于本国的环境质量，而本国的环境质量又优于世界平均水平。1992—2015年，几乎每年的暴力犯罪率都呈直线下降，但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却认为犯罪现象越来越多。2015年年末的一次民调显示，在11个发达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人认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糟”，而在过去的40年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说美国“走错了方向”。 他们说得对吗？悲观主义是正确的吗？世界的状况真的就像理发店旋转招牌的螺旋条纹一样越转越低？是这样吗？ 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每天的新闻报道里充斥着有关zhan争、恐bu主义、犯zui、污染、不公、吸du和压迫的各种消息。它们不仅仅成为头条新闻，还是新闻专栏和长篇报道的关注热点。许多杂志的封面文章也发出各种警告，提醒我们即将爆发的混乱、瘟疫、传染病、崩溃以及农业、健康、退休、福利、能源、赤字等其他方面不计其数的各种“危机”，为了让文章登上封面，作者不得不夸大其词，将它们升级为“严重危机”。 这种情况下，无论世界是否真的变得越来越糟，我们的认知都会受到新闻的影响，从而产生进步带来的只是罪恶和地狱这样的印象。但这很可能只是一种错觉，因为，新闻关注的通常只是发生的事，而非没有发生的事。从来没有记者会对着镜头说：“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发生战争的国家进行现场直播。”或者一座没有被轰炸的城市、一所没有遭受枪击的学校。只要地球上还有坏事发生，就会有足够的内容来填满新闻节目。 但真实的社会却不是这样的，除了这些被曝光的发生的坏事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事并非如此糟糕。要知道，现实不是只有坏事，甚至说坏事的比例很小，社会也不只是单调的一种颜色，数据更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正是社会数据的非单调性，为新闻媒体提供了一种简单的伎俩，用以强调负面的信息，他们的方法就是重复性高频率地报道坏事，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如果你无视某个问题一直以来的下降趋势，而只报道其中的每一次上升（毕竟这才是“新闻”），就会让读者产生一种印象：生活正变得越来越糟，即使它其实是越来越好。 新闻的恶习和我们自身的认知偏差相互作用，给我们展示了世间最坏的景象，那如何才能对世界状况做出全面合理的评估？答案是看数字。有多少人遭受暴力的侵害，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几？有多少人在生病，多少人在挨饿？有多少人生活贫困，多少人面临压迫？有多少人是文盲，多少人在遭受不幸？这些数字是在上升还是下降？这种定量的方法尽管有点书呆子气，但却是真正的大公无私，因为它对每条生命都一视同仁，而不会因为某些人与我们关系最近，或者长相最为上镜而另眼相看。此外，这种方法还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苦难的根源，从而知道哪种方法最有可能减少苦难。 为此，史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书中提供了100多幅图表，展示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暴力以及产生暴力的各种条件是如何减少的。这些下降发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原因也各不相同，作者给它们一一取了名字。 ——首先是“平靖进程”，随着实体国家对领土的有效控制，种族冲突和仇恨造成的死亡率降低到原来的1/5。 ——其次是“文明进程”，随着早期现代欧洲建立起一整套法律制度和自我规范，凶杀和其他暴力犯罪的数量减少到原来的1/40。 ——再次是“人道主义革命”，也就是启蒙时代对奴隶制、宗教迫害和残酷刑罚的废除。 ——最后是历史学家所说的“长期和平”，它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国战争日趋减少的现象。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又迎来了“新和平”时代，内战、种族灭绝和独裁统治大幅减少。 ——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系列“权利革命”席卷了整个世界，包括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和动物权利。 凡是熟悉数据的专家，大都不会对这些下降提出异议。例如历史犯罪学家普遍认为，凶杀率在中世纪之后出现了大幅下降；国际关系学家也早已发现，大规模战争在1945年之后变得越来越少。但这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特别是反对进步的那些知识分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