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第十九章 陌生人(2)

    天下最大的烈火，总是由最小的草梗点燃。

    据记载，那年成吉思汗派出一个四百五十人的商队到中亚大国花剌子模进行贸易，不料刚刚走到今天哈萨克斯坦锡尔河边的一座城市，就出事了。商队里有一个印度人是这座城市一位长官的老熟人，两人一见面他就直呼其名，没有表示应有的尊敬，而且还当场夸耀成吉思汗的伟大。那个长官很生气，下令拘捕商队，并报告了国王摩诃末。国王本来就对成吉思汗送来的国书中以父子关系形容两国关系十分不满，于是下令杀死所有商人、没收全部财产。

    成吉思汗从一个逃出来的骆驼夫口中知道了事情始末，强忍怒火，派出使者前往质问。结果，使者又被杀。成吉思汗泪流满面，独自登上一个山头，脱去冠冕，跪在地上绝食祈祷了整整三天三夜。他喃喃地说：“战乱不是我挑起的，请佑助我，赐我复仇的力量！”

    于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征服战，开始了。

    耶律楚材跟在成吉思汗身边，他会占卜，这在当时的军事行动中非常重要。除了占卜，他还精通天文历法，可以比较准确地提供天气预报，成吉思汗离不开他。

    他是积极支持成吉思汗的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的。这从他一路上用汉语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他写道：

    关山险僻重复重，西门雪耻须豪雄。

    定远奇功正今日，车书混一华夷通。

    阴山千里横东西，秋声浩浩鸣秋溪。

    猿猱鸿鹄不能过，天兵百万驰霜蹄。

    这些诗句表明，他认为成吉思汗西征的理由是“雪耻”，因此是正义的，他还认为这场西征的结果有可能达到“华夷通”的大一统理想。这个理想，他在另外一首诗中表述得更明确：“而今四海归王化，明月青天却一家。”

    看得出来，他为成吉思汗西征找到了起点性理由“雪耻”和终点性理由“王化”。有了这两个理由，他心中也就建立了一个理性逻辑，跨马走在成吉思汗身后也显得理直气壮了。

    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两个更大的感性原因。

    第一个感性原因，是他对成吉思汗的敬仰。他曾在金国任职，看够了那个朝廷的外强中干、腐败无能、沮丧无望。现在遇到了成吉思汗，只见千钧霹雳、万丈豪情，一切目标都指日可待，一切计划都马到成功。不仅如此，耶律楚材又强烈地感受到成吉思汗对自己这个敌国俘虏的尊重、理解和关爱。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他被彻底融化了，无条件地服从和赞美成吉思汗的一切意志行动。

    第二个感性原因，是他作为契丹皇族后裔的本能兴奋。这毕竟是一个生来就骑在马背上纵横驰骋的民族，眼前的世界辽阔无垠，心中的激情没有边界。更何况，作为几代皇族，骨子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统治基因，有一种睥睨群伦的征服欲望。尽管这一切由于辽国的败落而长久荒废，但现在被成吉思汗如风如雷的马蹄声又敲醒了。这种敲醒是致命的，耶律楚材很快就产生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回归感和舒适感。因此，参加西征，颂扬西征，有一半出于他的生命本性。

    但是，战争毕竟是战争，一旦爆发就会出现一种无法节制的残酷逻辑。

    例如，这次以“雪耻”、“复仇”为动因的战争，必然会直指花剌子模国的首都；在通向首都之前所遇到的任何反抗，都必须剿灭；所有的反抗都必然以城邑为基地，因此这些城邑又必然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终于打到了首都，国王摩诃末当然已经逃走，因此又必须去追赶；花剌子模国领土辽阔，国王又逃得很快，因此又必须长驱千里；追赶是刻不容缓的事，不能为了局部的占领而滞留，自己的军队又分不出力量来守卫和管理已经占领的城市，因此毁城、屠城的方式越来越残忍；被追的国王终于在里海的一个岛上病死了，但这还不是战争的结束，因为国王的继位者扎兰丁还在逃，而且逃得很远，路线又不确定，因此又必须继续追赶……

    这就是由无数“必须”和“必然”组成的战争逻辑。这种逻辑显得那样严密和客观，简直无法改变。

    在这种客观逻辑之中，又包藏着另一种主观逻辑，那就是，成吉思汗在战争中越来越懂得打仗。军队组织越来越精良，战略战术越来越高明，谍报系统越来越周全，这使战争变成了一种节节攀高的自我竞赛，一种急迫地期待着下一场结果的心理博弈。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无法终止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