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第十七章 唐诗几男子(7)
时间:2023-02-25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余秋雨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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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到一个月,杜甫就出事了,时间是公元七五七年旧历五月。请注意,这也正是李白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
两位大诗人,同时在唐玄宗的两位公子手下遇到危机,只是性质不同罢了。杜甫遇到的麻烦要比李白小一点,但同样,都是因为诗人不懂政事。
杜甫的事,与当时唐肃宗身边的一个显赫人物——房琯有关。
房琯本是唐玄宗最重要的近臣之一,安史之乱发生时跟从唐玄宗从长安逃到四川,是他建议任命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来主持平叛并收复黄河流域的。后来李亨在灵武即位后,又是由他把唐玄宗的传国玉玺送到灵武,因此,李亨很感念他,对他十分器重。叛军攻陷长安后,他自告奋勇选将督师反攻长安,却大败而归,让唐肃宗丢尽了脸面。此人平日喜欢高谈虚论,因此就有贺兰进明等人趁机挑拨,说房琯只忠于唐玄宗,对唐肃宗有二心。这触到了唐肃宗心中的疑穴,便贬斥了房琯。
朝中又有人试图追查房琯的亲信,构陷了一个所谓“房党”。杜甫是认识房琯的,而所谓“房党”中更有一位曾与李白、杜甫、高适一起打猎的贾至。大家还记得,那时他在单县担任小小的县尉,才二十六岁,现在也快到四十岁了。那天大泽湿地间的青春马蹄,既牵连着今天东南方向李白和高适的对峙,又牵连着今天西北方向杜甫和贾至的委屈,当时奔驰呼啸着的四个诗人,哪里会预料到这种结果!
杜甫的麻烦来自他的善良,与司马迁当年遇到的麻烦一样,为突然被贬斥的人讲话。他上疏营救房琯,说房琯“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希望皇上能“弃细录大”。唐肃宗正在气头上,听到这种教训式的话语,立即拉下脸来,要治罪杜甫,“交三司推问”。
这种涉及最高权力的事,一旦成了反面角色,总是凶多吉少。幸好杜甫平日给人的印象不错,新任的宰相张镐和御史大夫韦陟站出来替他说情,说“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意思是,谏臣就是提意见的嘛,虽然口出狂言,也放过他吧。唐肃宗一听也对,就叫杜甫离开职位,回家探亲,后来又几经曲折将其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贾至被贬为汝州刺史,而房琯本人,则被贬为邠州刺史。
华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华县。杜甫去时,只见到处鸟死鱼涸,满目蒿莱,觉得自己这么一个被贬的草芥小官面对眼前的景象完全束手无策。既然如此,就不应该虚占其位,杜甫便弃官远走,带着家属到甘肃找熟人,结果饥寒交迫,又只得离开。他后来的经历,可以用他自己的诗句来概括:“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公元七七○年冬天,杜甫病死在洞庭湖的船中,终年五十八岁。
杜甫一生几乎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国大地被他看了个够。他与李白很不一样:李白常常意气扬扬地佩剑求仙,一路有人接济,而杜甫则只能为了妻小温饱屈辱奔波,有的时候甚至像难民一样不知夜宿何处。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创造了一种稀世的伟大。
那就是,他为苍生大地投注了极大的关爱和同情。再小的村落,再穷的家庭,再苦的场面,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静静观看,细细倾听,长长叹息,默默流泪。他无钱无力,很难给予具体帮助,能给的帮助就是这些眼泪和随之而来的笔墨。
一种被关注的苦难就已经不是最彻底的苦难,一种被描写的苦难更加不再是无望的泥潭。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文人,像杜甫那样用那么多诗句告诉全社会苦难存在的方位和形态,以及苦难承受者的无辜和无奈。因此,杜甫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完整的“同情语法”的创建者。后来中国文人在面对民间疾苦时所产生的心理程序,至少有一半与他有关。
人是可塑的。一种特殊的语法能改变人们的思维,一种特殊的程序能塑造人们的人格。中国文化因为有过了杜甫,增添了不少善的成分。
在我看来,这是一件真正的大事。
与这件大事相关的另一件大事是,杜甫的善,全部经由美来实现。这是很难做到的,但他做到了。在他笔下,再苦的事、再苦的景、再苦的人、再苦的心,都有美的成分。他尽力把它们挖掘出来,使美成为苦的背景,或者使苦成为美的映衬,甚至干脆把美和苦融为一体,难分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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