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香槟酒或勃艮第葡萄酒也是罪过，不如喝点淡啤酒、黑啤酒好。如果我们追求的享乐要以损害美德如自由或仁爱为代价，那就确实是恶行；同样，如果为了享乐，一个人毁了自己的前程，把自己弄到一贫如洗甚至四处求乞的地步，那就是愚蠢的行为。如果这些享乐并不损害美德，而是给朋友和家庭以宽容豁达的关怀，是各种各样适当的慷慨和同情，它们就是完全无害的；在一切时代，几乎所有的道德家都承认这是正当的。在奢侈豪华的餐桌上，如果人们品尝不到彼此交谈志向、学问和各种事情的愉快，这种奢华不过是无聊没趣的标志，同生机勃勃或天才毫无关系。一个人如果不关心、不尊重朋友和家人，说明他的心是冷酷无情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匀出足够的时间来从事有益的研究讨论，拿出富裕的金钱来做仗义疏财的事，他就不会受到任何的指责。
由于奢华既能看做是无害的，又可视为不好的事，所以人们会碰到一些令人惊讶的荒谬意见。例如一些持自由原则的人甚至对罪恶的奢华也加以赞美，认为它对社会有很大的好处；另一方面，有些严厉的道德君子甚至对最无害的奢华也加以谴责，认为它是一切腐化、堕落、混乱，以及公民政治中很容易产生的派别纷争的根源。我们想努力纠正这两种极端的意见。首先，我要证明讲究铺张修饰的时代是最使人幸福的，也是最有美德的；其次，我要证明，只要奢华不是无害的，它也就不再是有益的，如果搞得过分，就是一种有害的行为，虽说它对政治社会的害处也许算不上是最大的。
为了证明第一点，我们只需考虑私人的和公共的生活这两方面铺张修饰的效果就行。照最能为人接受的观念来看，人类的幸福是由三种成分组成的，这就是：有所作为，得到快乐，休息懒散。虽然这些成分的安排组合应当看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有不同的比例，可是绝不能完全少了其中任何一种，否则，在一定程度上，这整个的幸福的趣味就会给毁掉。待在那里休息，确实从它本身来看似乎对我们的欢乐说不上有什么贡献，可是一个最勤勉的人也需要睡眠，软弱的人类本性支持不住不间断的忙碌辛劳，也支持不住无休止的欢乐享受。精力的急速行进，能使人得到种种满足，但毕竟耗费了心力，这时就需要一些间隙来休息：不过这种休息只能是一时的才适当，如果时间拖得过长就会使人厌烦乏味，兴趣索然。在心灵的休息变换和心力的恢复上，教育、习俗和榜样有巨大的影响力，应当承认，只要它们能增进我们行动和快乐的兴趣，对人的幸福就是非常有益的。在产业和艺术昌盛的时代，人们都有稳定的职业，对他们的工作和报酬感到满意，也有种种愉快的享受作为他们劳动的果实。心灵得到了新的活力，扩展了它的力量与能力。由于勤恳地从事受人尊重的工作，心的自然需要就得到满足，同时也预防了不自然的欲望，那通常是由安逸怠惰所引起和滋长起来的。如果把这些生活的艺术从社会里驱逐掉，就剥夺了人们的快乐，剩下来的就只是无精打采而已，不仅如此，甚至连人们对休息的趣味也给毁掉了，它不再是使人欣慰的休息，因为只有在劳动之后，在花费了气力、感到相当疲劳之后，使精力得到恢复的休息才是使人感到舒适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打算说明的第二点，因为无害的奢华，或一种技艺上的精美，生活上的便利，是有益于社会公众的，所以只要奢华不再是无害的，也就不再有益。如果超出一定限度，就会成为对政治社会有害的东西，即使它还算不上是最有害的。
让我们想想我们称之为罪恶的奢华是什么。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即使是满足肉欲的，它们本身也不能被看做是罪恶的。只有这样一种满足需要的行为才能看做是罪恶的：它耗尽一个人的金钱，使他再也没有能力尽到按他的地位应尽的职责，无力实现照他财产状况本来应当有的对他人的关怀帮助。假如他改正了这个毛病，把部分钱用来教育孩子，帮助朋友，救济穷人，这对社会有什么不好呢？反之，如果没有奢华，这些花销也还是要的。如果这时使用的劳动只能生产少量满足个人需要的东西，它也能济穷，满足许许多多的需要。在圣诞节的餐桌上只能摆出一碟豆子的穷苦人，他们的操心和辛劳也能养活全家六个月。有人说，没有罪恶的奢华，劳动就不会全部运用起来，这只不过是说人性中有另一些缺点，如懒惰、自私、不关心他人。对于这些，奢华在某种意义上也提供了一种救治，就像以毒攻毒那样。但是美德同使人健康的食物一样，总比有毒的东西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