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是温和的理想主义者，疯狂又妥协，超前又温和，他给自己一个下台阶的命题——谁能册封我骑士。时代变迁，骑士不再真有，但陛下仍在、等级制度仍在，这些随时与疯狂、非主流、甚至坟墓里的历史对接的“接口”仍然在，我常说美国政府豢养嬉皮士来对付嬉皮士，美国政府也有一切接口，随时能以对话的方式干预到细节深处，这个年代，谁都不傻，所以妥协将是深刻的，也是有可能的。
我挑战风车多年，风车没有和我互动，我的理想变成兴趣。狂想和游荡总有自己收场和下台阶的方式。堂吉诃德要求反而不高，虚着眼睛把旅店主人当堡主就行，他对仪式简陋与否，册封人合法与否并不真在意，他给了自己高起点理想，又容变通，念头高贵，旅行动机也高举高打，然而碰到现实，他用幻觉来粉这个世界。他设给世界高贵的前提：世界的丑陋和平庸反而是因一切被施了魔法。
《堂吉诃德》是关于截访理想、把理想关进笼子的故事。第一部的后半部分，堂吉诃德被赋予了一个温柔的小集体，令他满足小确幸，理想几近变成温柔的兴趣（《堂吉诃德》里最有“菲茨杰拉德之美”的段落都在这部分）。第二部则真的出现了一个灵魂上能和他说得上话、甚至屡次能乔装成和他一样的公共骑士，最终通过点到即止的决斗战败他，令他最终放弃理想。同时，作为第二部的复调，公爵只手遮天创造的虚拟现实，令堂吉诃德通过无害的方式充分体验了自己的所有幻觉，堂吉诃德没找到爱情，因为不需要爱情，爱情不是必需品，不需“彼此相爱，就是为民除害”，只用诱导自慰，就能“为民除害”。《堂吉诃德》这本书也可以算是一本程序员手册，专门讨论“错误陷阱”。如今各种人设也是错误陷阱，是驯化。
我突然想到，如果鲁迅来写《堂吉诃德》，他会写到第一部结束就结束了，送疯子回家就算完成了“社会吃人”，鲁迅自己也没有活到理想被打脸的年代。
接着我想起，多年前写一篇非虚构叫《惯于争鸣的长沙人》，访问了长沙八十年代的老市长，访问了心态平和或不平的老中青知识分子，无论性格倔强与否，最后无非还得选择，“理想”与“兴趣”，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会做人”还是“不会做人”，在湖南的老人院里，老翻译家杨德豫拒绝了我的采访，他传话来说，“我根本不做人”。
杨老的拒绝是对的。我们三顾茅庐拉一个隐士出来，轻薄拷问，又指着一个勤劳的人说，这个故事“好励志耶”，他的社会效用就用完了。我们轻薄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的兴趣爱好又有哪些，就如问“你幸福吗？”，他也许会反问，“这个世界会好吗？”而他们的理想的内容或已化为风骨。胡波则用年轻的死来回答：“我根本不做人。”
我还想起崔永元，崔永元近来的直播里悲情地裁缝着悲情的服装，缝上这些铁血纪念章就像马戏团里用**吊着砖头。就和我的许多朋友一样，他不但卖保健品，开面馆，终于也卖起了服装。
实际他继续在这三观过于明确的时代，顶着模糊的压力，扛模糊的鼎、砸模糊的锅、捅模糊的黑洞、敲模糊的钟，用近乎圣愚的态度在死磕，他并不讨好的理想，继续消耗着自己已有的影响力。他这样下去，在复杂的社会，会越看不出“忠奸”，但他也越像彻底地正直。
崔永元崔永元
米兔女孩们的抗争被许多人视为无聊——扭曲的年代，常识和理性已是莫大理想，米兔运动千百桩控诉，或能促成两*关系的社会常态稍稍更平等，争取的是未来社会的新理性，斯宾诺莎说：“理性的人渴望为自己争取的，正是他们渴望为全人类争取的。”
我最后想到的是金庸。多数有文学理想的记者并没有能像金庸那么坚韧——当新闻理想在现实面前失败，转而写武侠小说，竟然写出了如此辉煌的名堂——他重又把兴趣变成了理想，这需要化腐朽为神奇的不死强力，而我辈还只停留在“鄙夷兴趣”的初级阶段。也许，对曲笔和隐喻的耐性，是文学的真谛。
金庸活穿了，也做到了，也让我重思“兴趣”，兴趣作为无心插柳的策略，以不经意来实现理想，建立一个平行的宇宙，理想中蕴含的能量终也得到宣泄与成就。
也许，当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写下：“……愿你道路漫长”，他想说的是：如果理想休矣，愿我们的兴趣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