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不屑为我写稿
1943年秋，上海正值“孤岛”时期，我和几位同学决定合办一个刊物——《飙》。希望在那个苦闷的年代，《飙》能带来一阵暴风雨，洗刷人们的苦闷心灵。记得当时约到稿件的名家有唐弢、董乐山等。但编辑张信锦对我说：“你姐姐现在是上海最红的作家，她随便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我想也有道理，就去找姐姐约稿。
还没走到姐姐的住处，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大妥当。姐姐当时可说是红得发紫，向她约稿的着名报纸、杂志很多，她成天在家里做一个“写作机器”也应付不了那许多约稿。果不其然，听完我的来意，她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说完她大概觉得这样对我不像个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张她画的素描说：“这张你们可以拿去做插图。”——她那时的文章大多自己画插图。
我从小被姐姐拒绝惯了，知道再说无益，就匆匆告辞。
回来之后，沮丧中，张信锦说：“那就请子静先生写一篇关于你姐姐特点的短文，这也很能吸引读者。”
我担心姐姐看了会不高兴，而在报上写出声明或否认的文章，但张信锦说：“不会吧？一来你是她弟弟，她怎么能否认？二来稿子的内容一定无损于她的声名形象，只会增加她的光彩，凸显她不同于凡人的性格，我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张信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气。于是我凭着自小对她的观察，写了《我的姐姐张爱玲》：
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就拿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色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别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还有一回我们许多人到杭州去玩，刚到的第二天，她看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的广告——谈瑛演的《风》，就非要当天回上海看不可，大伙怎样挽留也没用。结果只好由我陪她回来，一下火车就到电影院，连赶了两场。回来我的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她不大认识路，在从前她每次出门总是坐汽车时多，她告诉车夫到哪里去，车夫把车开到目的地，她下车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有一次她让我到工部局图书馆去借书，我问她怎么走法，在什么路上，她说路名我不知道——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认识路的。大概天才总跟别人两样点吧。
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也能弹弹钢琴，可她对这两样并不十分感兴趣。她还是比较喜欢看小说。《红楼梦》跟英国小说家毛姆（代表作《人性枷锁》等）写的东西她顶爱看。还有老舍的《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穆时英的《南北极》，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欢看的。她现在写的小说，一般人说受《红楼梦》跟毛姆的作品影响很多，但我认为上述其他各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有一点。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说：“你姐姐真有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都能拿起来就看，即使一本物理或化学书。”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至于内容，她不去注意，这也是她英文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即使我再学十年，也未必能赶得上她的一半。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这篇短文于1944年10月在《飙》创刊号发表后，果然吸引了不少读者。姐姐给我的那张素描《无国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这是我们姐弟此生唯一的一次图文合作。杂志出版后，我拿了一本给姐姐，她看了我的“处女作”，并没有表示不悦，我才放了心。
为爱情“萎谢”
姐姐在才情上遗传了我父亲的文学素养与我母亲的艺术造诣，但在相貌上她长得较像父亲：眼睛细小，长身玉立。我则较像母亲：浓眉大眼，身材中等。不过在性格上又反过来了：我遗传了父亲的与世无争，近于懦弱；姐姐则遗传了母亲湖南女子的刚烈，十分强悍，她要的东西一定要，不要的一定不要。这样的性格，加上我们在成长岁月里受到的种种挫折，使她的心灵很早就建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自卫、自私、自我沉溺。
姐姐与胡兰成相识，是在1943年12月。胡兰成在苏青主编的11月号《天地月刊》上读到姐姐的《封锁》，“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他从苏青那里取得姐姐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的地址，就去登门求见。当天未蒙姐姐接见，但留下名片。第二天姐姐即打电话给他，此后二人就开始了往来。到了1944年8月，胡兰成与前妻离婚后，他们就秘密结婚了。
胡兰成写《评张爱玲》并发表的那段时间，正是姐姐与他的热恋期，只是当时我未能从那些溢美之词中读出弦外之音。胡兰成在文章中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碜，不过是暴发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