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文学所（外）(2)

    1962年夏，我们编写组大部分人还花五角钱买了一张颐和园月票，因为经常出入颐和园，守门的人和我们熟了，吴子敏和我等进门时只要向他点头示意即可，只有樊骏先生每次还要向守门人出示月票。

    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正值纠“左”时期，周扬先生对编写组作过许多指示，在解答什么作家可以入史时，他强调不写这个作家“历史就过不去”时就要写，如胡适不写他“五四”文学革命就不好写，不写张资平创造社就不好写，因为他是创造社的“四大金刚”之一。对历史的评价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要运用“春秋笔法”，不要把自己的看法过于直白地表现出来。说到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如何贯穿于现代文学史时，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是“红线”，不要把“红线”扩大成了“红布”。我觉得周扬先生的“文学史思想”是非常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1962年10月初，文学史初稿完成以后，我就回所了。

    1962年初，文学所精简人员，一下子精简了三四十人，当时全所大概一百三四十人。北大、复旦1960年来所的各留下三人。这次精简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精简不当的情况。记得我曾向唐弢先生反映过殷晋培的事情。我称赞他的“才气”。唐弢先生说有人反映他“自由散漫”，“不能不精简”。其实人已经走了，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

    1962年底还是1963年初，有一次吴子敏兄与我闲聊。他说文学研究所这张皮椅子“坐得不好就会被弹出去的”。我为了坐稳这张椅子，当时相当用功，每天读书时间平均在十小时左右。1963年春夏，我参编《中国现代文学年表》，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发现《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的创刊日期不详，《学灯》、《觉悟》、《晨报副镌》、《京报附刊》的终刊日期不详。我都一一把它查清楚了，写了一篇资料性文章《（学灯）（觉悟）（晨报副镌）（京报附刊）的终刊日期》发表在这年的《文学评论》第5期上。文章最后那一段话是唐弢先生给我加上去的。他是要提醒我，从事文学研究，占有第一手资料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生产出有价值的观点来。这一年我经常到唐弢先生家里去看刊物，唐弢先生规定，书的单行本是允许借出来的。但是杂志要到他家里去看，像《支那二月》、《沉钟周刊》、《前哨》等难以见到的刊物，都是在他家看到的。

    唐弢先生每星期到文学所两三次，几乎每次都看到我在那里看书。他称赞我“坐得住”。

    从1960年9月到1964年9月，这四年是我“初进”文学所打基础的四年。但时间毕竟太短了，觉得基础打得不够厚实，影响了我后来的发展。

    从初中到高中

    1949年7月份小学考初中的时候，班上许多人都报了两所学校，我只报了县中，没有被录取，就面临着失学的问题。幸好一个同学的父亲对我父亲说私立方济中学设了两个班，现在还没有招满，正在扩招。我于是又去报名，考上了方济中学。方济中学规模不大，也就七八亩地，十几间平房。全校一共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一到两个班，有十个左右老师。这些老师的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课上得很好。校长叫徐克强，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给中国天主教领袖于斌当过秘书，这所学校就是于斌1947年创办的。于斌与着名书法家于右任很熟悉，所以我们学校的边门上还有于右任的题辞。徐克强家我去过，两间房屋，没有什么家具，陈设简单。墙上显眼的地方挂着他的带着学士帽的大学毕业照。他年龄不大，不到四十岁，但事业心很强，平时工作勤勤恳恳。每天早上七点半左右，我们学校有升旗仪式，这时他都要讲几句话，每天讲话的内容不同。我记得他讲过自己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情况，绘声绘色，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还有一次讲到镇江市教育局拨给方济中学一百零九元钱，他说起时十分激动。

    学校的教学区和宿舍区是分开的，学生宿舍在另外一个院子里。男女生两个大房间，睡的都是通铺。一个房间有四排通铺，一排能睡二十个人，一个房间可以住八十个人。晚上要上自习，上到九点半。没有电灯，只在一两个教室里点上煤油灯，大家就集中在那几个教室里看书。除了住校生，还有一部分句容县城的学生可以回家住。饭厅是没有桌椅的，只有十几个砖头砌的台子。吃饭的时候，大家排队去，站起来听班长喊“开饭”后，才一起坐下去吃。饭菜很简单，经常是青菜、豆芽、豆腐什么的，极少有荤菜吃。学校还提倡自力更生、自己劳动，大家在校园里面、操场旁边、院子外面都种上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