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幸福二队当知青(2)

    在崔队长家的阁楼上暂住了一两个月，生产队为我们在梁子上的保管室搭了一间偏屋，我和力勤搬了进去，开始真正的独立生活。砍柴挑水，这些最基本的活，都是免不了的。水龙潭边有一口井，方圆十里之内的吃水都得到那里去挑，我们算是离得最近的。但尽管如此，去时下坡，回来一路上坡，下雨时节，小路上的黄泥稀烂，稍有不慎就滑一个跟头，桶也摔了，水也洒了，浑身透湿。力勤比我小一岁，但却比我能吃苦，每逢雨天，她就抢过扁担去挑水，戴一顶竹笠，两桶水压在肩上，她努着劲儿往坡上爬，眼睛瞪得圆溜溜的，走一步往下滑半步，累得吭哧吭哧的。但力勤从未叫过苦，幸福二队的人都以为她一定是苦出身，实际上力勤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还当过县长，对子女管教甚严，给她和两个弟弟起的名字都是勤、学、奋。

    力勤长得漂亮，尤其一双眼睛大而明亮。夜里我们抵足而眠，挤在一个被窝里，常常是说一阵话后，她便蒙眬睡去，我则就着一盏挂在墙上的小油灯看书。有时看到半夜，转过头见睡在那一头的力勤还半睁着眼睛，以为她没睡着，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她的大眼睛即使闭着也合不拢眼皮。

    二

    我和力勤大桶挑水，大锅做饭，农忙时，红火太阳下，从田里匆匆赶回小屋，几把搂起柴火，用干透的枞树毛点燃大灶里的火，我在锅台上操持，做“瓜洋芋”吃。这是幸福二队的人常做的最简单的饭食，从屋后摘来一个小嫩南瓜，也不用去皮，和洋芋切成坨坨，先放点油炒一炒，然后舀一瓢水加进锅里，煮得快熟时，香气把小屋都熏满了，然后将调好的苞谷面搅匀倒进去，咕嘟一小会儿就可以吃了。就着乡亲送来的酸萝卜腌菜榨辣椒，一人三大碗瓜洋芋，吃得十分香甜。几个月过后，我和力勤再也不是“脸白得像灰面”，脸上晒得黑红，体重迅速增加，五大三粗，能从十几里外背回七八十斤重的柴火，能挑起百十斤的粪桶。

    好些年之后，我在武汉东湖一带工作，我妈有一天熬出一罐排骨萝卜汤，喝去却有些苦，我妈没给萝卜去皮，说萝卜小人参，皮蛮好的。我说苦，我妈说苦什么苦？你忘了你们插队的时候，经常就吃一大锅无油无盐的萝卜，那皮不是也没刮？怪的是你和力勤还都长得胖胖的，比现在胖多了。我一想，是啊，那时候吃什么都是香的。

    那年春上，人们车干了水龙潭里的水，挖塘泥做肥料，一下子打捞起许多鱼儿来。最大的一条青鱼有八仙桌那么长，这在山里很少见。队长想分给大家却不好分，合计了半天问有没有人买，4块钱。也没人答话，幸福二队的人那时都非常缺钱，两分钱买一个鸡蛋，一角钱称的盐可让全家人吃大半个月，4块钱对他们来说是一笔过于奢侈的巨款。崔队长的眼睛直朝我和力勤看，脸上带着苦笑，他知道就我和力勤手里有点活钱。知青下乡头一年，政府每月给七块钱安家费，与幸福二队的人相比就跟财主差不多，我们隔三岔五到崔坝街上去赶集，不光买油盐，有时还打酱油，幸福二队的农户除了过年，平时没有人舍得吃酱油。

    一咬牙，我们就把那条大鱼买了，沉甸甸的不知怎么处理，我自作主张，做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将鱼剖成两半，说一半红烧，一半做成糖醋鱼腌在那里慢慢吃。鱼在锅里煮了片刻，香味便传了几里地去，我们住的保管室在山梁上，那香味自是四面八方地游走，鱼还没熟，门前已聚了好些人。我们和门前的人一起分享了那半条鱼。鱼汤好鲜，幸福二队的人说那是放了酱油的缘故。

    另外半条认真做成了糖醋鱼，醋没有卖的，就向一家农户讨了泡菜坛子里的酸水替代。烧好以后舍不得再吃，用一个钵子装了放在灶头。没想到第二天引来了千军万马，却是敏锐的蚂蚁排成了两条黑黑的长队，将钵子里的鱼肉忙碌地搬向它们的洞穴。我和力勤无论怎样舍不得，也只好把那钵残缺的鱼连同仍然战斗不止的蚁们倒进了猪圈，心中的懊恼自不用提。一条大鱼似乎根本没有解馋，稀里糊涂就没了。但这条鱼在幸福二队的人嘴里流传了很久，地头田间，说出各种各样的做法，反复地咀嚼，成了一时的盛宴。

    虽然年纪还小，已懂得计划开支，每月划算只吃一次肉，吃肉的日子便感觉像过节一样。一次好不容易割回二斤鲜肉，长长的一条，像集上的剃头匠用的那条荡刀布，到家将肉放在灶上，就和力勤到屋后扒些干枯的树枝，准备烧火弄饭。不想抱着柴火走到门口，却见一条黑狗叼着那块肉从屋里冲了出来，不知是哪家没德行的狗，居然闻到肉味，趁屋里没人偷偷摸进门去，将肉从灶上扯下来就啃。我们不顾一切追上去，又是叫喊又是扔石头，那狗拼命逃窜，紧紧含着那条肉，跑跑停停直是不松口。穷追猛打半里地，狗才极不情愿地丢下肉跑了。到跟前一看，肉已被撕去大半，仅剩了一点皮连在骨头上。我俩对着那点皮发了半天呆，到底还是捡了回来，在锅里熬了半碗油渣子，合在萝卜里吃了好几顿，不管怎样，还是比没肉的滋味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