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年度散文（全文在线阅读） > 寻找黄秋菊
红孩
半月前的一天，是本人的生日。我像很多男士一样，从来不给自己过生日。然而，今年的生日，我却意外收到来自秀秀的速递礼物——一件圣大保罗品牌的红色T恤衫。打开包装，里边还有秀秀的字条。上写：祝亲爱的红老师生日快乐，好作品多多。
秀秀是公安系统的小警花，前几年到北京参加一个文学活动跟我认识的。秀秀在公安局政治部工作，搞外宣，她白天写新闻，编警情反映，晚上写散文写小说。这几年，她在全国报刊发表了几十篇作品。我跟他们省里的好多作家都很熟悉，他们都说秀秀特别知道感恩，走到哪儿都说她是我的学生。
我不大同意秀秀的说法。咱就是个报纸副刊编辑，帮人家发几篇作品，给人家的稿子提点建议，怎么就成了人家的老师，这也太逗了吧？我始终认为，作家写作，是一种天赋，任何人都没有把别人培养成作家的可能。
这让我想起北京某名刊的一个老编辑。八十年代文学热的时候，一个默默无闻的业余作者，要是能在这个刊物上发一篇作品，很快就能引起轰动效应。如果是农民作者，可以转户口吃商品粮；如果是工人，可以调到机关，或者进入专业文艺单位。话说这位老编辑，在当年从北京某钢厂发现了一位业余作者，经过他多次帮助谈话、修改小说原稿，不到几年的工夫，这老兄在京城里就出人头地了。很快，他被调到宣传文化部门，九十年代，竟然当上了副部级。也许是官当大了，见的人太多了。自从在那个名刊火了以后，副部级就很少跟老编辑联系，开始几年，还寄几张贺年卡；后来，索性连贺年卡也不寄了。去年的春节，在首都文艺界春节茶话会上，老编辑远远地看到了副部级，他对我说，我想和他握握手，三十年前我还发表过他的小说呢？你说他不会拒绝我吧？看着老编辑忐忑的样子，我说应该不会吧，人咋能这么健忘呢？
老编辑听了我的话，趋步向副部级走去。等他快到副部级近前时，副部级的秘书左手举着领导的呢子大衣，右手搀着领导的胳膊，对几个走过来寒暄的人说，对不起，领导还要参加下一个活动。然后，一一和寒暄的人握手。老编辑是最后走上前去的人，他在和副部级握手时，礼貌地说了句“×部长您好”，他想副部级一定此刻会认出他，甚至会激动地叫他一声“×老师”。然而，老编辑的想象错了，副部级只是和他象征性地握了一下手，那力度可能还不如之前的几位。最为重要的是，副部级一句话也没说，不，是一个字也没说。
老编辑晃动着身子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他失落地喃喃自语地说，他怎么能这样呢？我难道真的变得让人一眼认不出来吗？我目睹了老编辑刚才的全过程，我给他倒了一杯茶，说，这个世界的人和事本来就不是让我们都记住的，记得多了，烦恼就会多。就说这个副部级。当初您帮他，是出于编辑的本能，你是没指望人家将来飞黄腾达来报答你啊。如果他今天还是个无名的作者，你会像在乎副部级一样在乎他吗？
我的话让老编辑顿开茅塞。他连忙说，对，对，喝茶。
话虽这么说，从茶话会回家的路上，我在想，这么多年来，我是不是也有一个或几个特别在乎的人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譬如，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叫黄秋菊的女知青。
黄秋菊是七十年代末到我们京郊农场插队的女知青，她被分配在果园。我儿时住的村子，与这个果园只隔一条公路。一年四季，我都是伴着果园长大的。我记忆最为深刻的，一个是在春季，苹果花、桃花盛开的时候，我每天早晨都要到果园里去读书，那花香、蜂鸣、蝶飞，如诗如画。另一个是冬天，我会在白白的雪野中寻着野兔的足迹，去发现它们的归巢。我只是好奇，绝没有伤害它们的意思。还有一点，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捡树枝。
那个年代，不论农场还是农村，烧煤气还不能普及。绝大部分家庭，还是靠烧煤和烧树枝的。记得1978年冬季，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到果园捡树枝了。这捡树枝也是有规矩的，大些、粗些的，一般工人们剪完后他们会打理成一捆，然后绑定在自行车行李架上，等下班时在我们艳羡的目光中带走。而我们只能在他们走后，将剩下的细小的树枝捡在一起，再用竹筐背家走。有些胆大的孩子，往往趁工人在树上剪枝时，将一些粗大的树枝快速地抢走。为此，工人和我们捡树枝的孩子经常会发生纠纷，甚至出现果园工人打孩子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