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第二十二章 十万进士(3)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

    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

    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

    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

    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这种不分贵贱的科举原则：

    唯贤是求，何贱之有……拣金于沙砾，岂为类贱而不收？度木于涧松，宁以地卑而见弃？但恐所举失德，不可以贱废人。

    （《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举制度的另一个优点，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做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有人会问：难道不管道德品质？科举制度的设计者认为，道德品质要从他们做官之后的政绩上来长期审查，而不可能从科举考试中来分辨。

    那么，大批书生从政，究竟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还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我偏向于前者。况且，由于做了书生才能做官，这种诱惑也极大地扩充了书生的队伍，客观上拓宽了社会的文明面。

    必须说明，科举考试中要写作诗赋文章，使得天南地北无数考生都要长久地投入这种训练，这对文学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的研究者认为科举考试对唐宋文学有推动作用，我的观点正恰相反，认为科举考试最对不起的恰恰是文学。

    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韩愈后来读到自己当初在试卷中所写的诗文，“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简直不想承认这些东西出于自己的手笔。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仆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书》）但韩愈并不因此而否定科举。

    有没有可能偶尔冒出两句勉强能读的诗文？依我看，千余年来堆积如山的试卷中，最好的是唐代天宝年间的钱起在《湘灵鼓瑟诗》的试题下写出的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直到二十世纪鲁迅、朱光潜还为这两句诗发生过口舌。但也就是这两句尚可一看，整首诗并不见佳。这很可以理解，正如我前面说过的，科举考试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

    四

    伤害了文学，倒是问题不大。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遇到的最大困境，产生在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中。

    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尽可能多的人递送鼓励性诱惑，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

    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其他选择的家族和个人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

    早在唐代，科举制度刚刚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装饰，太重的渲染，把那些被录取者捧得晕头转向。

    进士们先要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等，还要在雁塔题名，在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繁忙之极，也得意之极。孟郊诗中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张籍诗中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就写尽了此间情景。

    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当时的读书人一中进士，根本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热闹仪式，长安民间就兴办了一种营利性的商业服务机构叫“进士团”，负责为进士租房子，备酒食，张罗礼仪，直至开路喝道，全线承包。“进士团”的生意一直十分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