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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诈骗犯



更新日期:2018-05-24 + 放大字体 | - 减小字体 本书总浏览量:
这次公司的经济纠纷还是和东北,又远了些,到了大庆。
大庆是程经理发家的吉祥地,当初他就是在那里淘到第一桶金的。当年在老程村里下乡的一个知青,后来到大庆毛纺厂的销售部门工作。老程通过他的关系买到化纤毛条,再倒卖出去,发了笔大财。
程经理这次是和他在大庆的一个朋友做的生意,可以算作大手笔。不知他怎样忽悠成经委领导,竟然同意将整座大楼抵押给银行,貸出了一大批款。程石松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做生意就要‘舍得出孩子才能套着狼’。这回孩子是舍出去了,狼却没有套回来。做生意的钱全部打了水漂,要不回来了。据说是被老程的朋友骗去了,于是朋友反目成了仇人。
老程在检察院有很硬的关系;于是他直接领着县检察院的人,去东北以诈骗罪把欠公司钱的‘朋友’抓了过来。
一天经委袁主任找到我说,张厂长交给你一项任务;就是老程领着检察院抓回来的那个人,年龄大了还有病,不敢送看守所,现还在检察院关押着。检察院的人手不够,让公司派几个人去协助他们看押。考虑你当过领导,办事比较稳妥,准备让你领着几个人去。我说:“老程不是个人承包了吗!你们当领导的还有必要操这个心吗?让他自己想法吧!”袁主任叹了口气说:“这不是经委把大楼抵押给银行贷的款吗!钱还不上大楼就归银行了。”我说:“归谁还不都一样,还能没有领导们办公的地方。可那倒是苦了公司的职工了,连上班的地方都没有了。好吧!我去就是了。”主任又叮嘱,千万小心别出差错,否则就鸡飞蛋打了。
我领着几个人找到检察院邢科长,邢科长交待了看押工作的注意事项。我接着说了事情的利害;要大家处处小心行事,有异常情况及时向检察院同志报告,在谁那出事谁负责任。然后给大家分开组,两人一组轮流值班。
诈骗犯被押在检察院四楼一个三开间的大办公室,办公室两头有门,像学校的教室。
我推门进去,望到靠墙边的单人床上侧身卧着一人,大约有六十多岁;头发胡子挺长,面色苍白,长的四方大脸。看上去此人并非等闲之辈,但也不像是坑蒙拐骗之徒。我走近他身旁,只见他用惊恐的目光望着我,脸上还露出难堪的笑容。
当时正是初夏,他只穿着背心裤衩,躺在床上,胳膊向下垂着。我向他胳膊望去,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一副手铐一头锁在他的手腕上,另一头锁在床腿上。我愣了愣神,望了望手中的钥匙,真想把手铐打开。但我看到南墙上三扇大开的窗户,知道是不能做的。我想即使是诈骗罪,应该也算是较轻的罪行,这样锁着似乎也不妥。
我忽然灵机一动,伸手打开了锁在床腿上一头的手铐,移到了床头的栏杆上。床头的栏杆虽说细些,但是也无法弄断的,这样可以增加了他的活动空间。当看到他望着我的充满感激的目光时,心中方才有些释然;我所能做到也只有这样了。
我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工业供销公司的,我姓张,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这时小王在一旁插嘴说,这位是张厂长。他开口道:“我叫王仁德,大庆人,你们以后多多关照。”我说:“听说你在大庆开着酒楼、宾馆的不少买卖。你这么有钱,怎么还用得着来坑骗我们?要知道你这样做的结果会让我们公司倒闭,会让职工丢掉饭碗,会让许多家庭受到伤害啊!你名字叫得不错,仁德,你如果讲一点仁义道德,也不应该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他听后满脸通红,没有回答,只是痛苦的垂下了头。
中午饭安排在检察院旁边的一家小吃店。我和饭店老板交代每天中午和晚上安排三个人的饭,两份在这吃一份带走。每天我来签字,随时可去经委工业公司结算。饭店的老板挺会做生意,炒菜手艺也不错。当我们回去把饭菜放到王仁德面前时;从他惊喜的目光中,可以看出是他被关押以来吃到最好的一餐了。
我在午饭后问王仁德,为什么还不想办法归还我们公司的欠款?他的回答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我也是受害者,受的损失还要大的多。一年前我投资和别人建了一个小炼油厂,到后期资金短缺;原本想拉程经理投资,你们袁主任也一同去考察过。老程当时没有同意投资,但你们同意把钱借给我。前期付给你们利息,油厂投产后用柴油归还本金。本来挺好的事情,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国家下令封杀土法炼油的小炼油厂,快要投产的炼油厂被国家强制拆除。合伙人见情况不妙,将工厂的资金卷走了。剩下的资产还不够还银行和债权人的,全部被法院查封。你们的钱还不了也给不了柴油,最后就落到现在这个下场。”我说道:“你这么多资产可以变卖一部分啊!”他回答道:“资产贷款时都抵押给银行,还借了许多外债。我现在派人去炼油厂的所在地起诉合伙人,希望能追回一部分款项。也让家里去想法借钱,但眼下的情况没人借给。”我听后暗想,事情麻烦了,虽说是其一面之词,但听他讲的却还算符合常理。
第二天,我发现王仁德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我想如果按他的说法,似乎构不成诈骗。即便他犯法了,那我们现在的做法算什么呢?把人关压在这里,还是由我们的人看押着,目的就是要钱。我心里琢磨着有些不对头,加上上次险些成为抢劫犯的教训,心中有些不安。但又一想,这次可是检察院办理的,难道会有问题?可是在程石松的眼里,法律对他是没有什么约束的;拦路劫持的事情他都敢干,他这次会不会又有新的花招?
正在沉思时,听到王仁德在招呼我;有件事求求您,看能行吗?我问,什么事?他小心翼翼的说,能不能打盆水来,我想洗洗身上,用毛巾擦擦就可以,痒的要命。我望着他身上一片片红色的痱子;一面走过去给他打开手铐,一面吩咐小王去给他打盆水来。
王仁德不停地用毛巾在身上擦洗,嘴里还喋喋不休的念叨;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了。我望着浑浊浊的一盘泥水问,要不要再换一盆水来?他忙说,不必了,这就太麻烦你们了。
他擦干身体后,突然向窗口缓缓走去,我猛然心中一惊,迅速跑到他身边;他见状扭过头来苦笑着望着我,说道,你们以为我要跳楼?不会的,只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外面的街道了。我连忙用手铐继续将他锁在在床头。
那个年代县城还没有排污系统,楼房里面没有卫生间;每次王仁德上厕所就成了件麻烦事。小王的责任心挺强,每次出去他都学着电影里看到的;用手铐把王仁德和他的胳膊锁在一起。后来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给他打开了手铐。但是他在上下楼梯时,我都紧紧的抓住他的胳膊,生怕他滚下去。我知道他患有心脏病,摔下去就性命难保。
我有时望着锁在床上的王仁德,脑海里忽然浮出一副文革期间的画面。画面上锁在床上的王仁德变成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坐在一旁看押的我们变成了臂戴红袖章的造反派;也许这个办法就是当时发明的,真是防止畏罪自杀的绝妙之策。王仁德似乎感到我对他的‘宽大’政策,多少恢复了些做人的尊严。
看守的工作很无聊,我闲着没事干,每天就和王仁德闲聊。他告诉我他家原来在农村,后来考上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大型国企。他一直在供应部门工作,年轻时跑遍了祖国大地。在南方出差时受到启发,很早自家就开始做生意。由于身体不好,已是中层领导的他提前退休。他开的酒楼和宾馆一直经营的挺好,在当地小有名气,是当初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在当地的人全称呼他为王百万。程石松每次去大庆都住在他家的宾馆,熟悉后与他合伙做过两回买卖。
“听张厂长的口音不是当地人?”他问。“天津人.”我答道。“是上学分配来的?”他又问。我回答说:“我是知青下乡到这里来的。选调后分配到县农机厂工作。工厂不大,我在那当了些年厂长。前两年工厂被农民承包了,我这个厂长也就下岗了;要不怎么会沦落到这里当看守呢!只不过后来的两任承包厂长,第一个干了不到半年就跑了,第二个干了一年多便干进了看守所,成了贪污犯。我现在不是什么厂长了,其实我现在就是一个打杂的,你以后叫我老张就行了。”
王仁德每天和我说他起从上学到工作;从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出差经历,到下海经商的许多阅历,还有东北当地的风俗习惯;每当聊起来便滔滔不绝,各种故事无休无止。但每当我和他扯起和程石松这次合作的来龙去脉,便哑口无言。只是说,一步错,步步错。脸上露出一副追悔莫及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