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个爱好，断送了他的货郎营生。那回，他一大早出门进货，午饭时候也没回，下午，他脸色灰灰地回来了。我妈问他咋了，他拿出一块酒瓶底大的茶色玻璃，朝桌上一放，不说话，问之再三，才知道，他这大半天，都在等那个把这块茶色玻璃“抵押”在他这里的人。
是那种老骗局，一个人卖所谓祖传宝贝，另一个人想买，没带钱，转脸看见大舅姥爷，求他把钱先垫付一下，以这宝贝再加一块手表做抵押，自己回去取钱，马上就回来，还有重谢。
大舅姥爷垫付了三百块，然后等啊等，等到旁边开小店的人都不落忍了，提醒他说，这人是个骗子，大舅姥爷方才明白上当了，失魂落魄地转回家来。
此事的唯一后果是，大舅姥爷再也不愿意进城进货了。他沉默地结束了货郎生涯，又去想别的致富门道。村里修水渠时，他在村口卖过“胡辣汤”，我还去喝过几大碗，至今仍记得那种彩旗飞扬、锣鼓喧天的欢实劲儿。施工队撤了之后，他试着种西瓜、香瓜，还养过一种安哥拉长毛兔，卖兔毛，等到这个营生也逐渐衰落，他去帮村里的窑厂看砖窑，这个活最后被窑主亲戚顶掉了，他就到城里来找我爸，让我爸给他找点活干干。
我爸当过多年记者，这点人脉是有的，就把他安排到附近的一个单位看大门。对于大舅姥爷来说，这个工作真是得其所哉。他上了年纪，睡眠少，帮上下夜班的人一再开关门也毫无怨言。他话少，生得威严，那个单位，从领导到普通员工，对他很有些尊重，过年的福利也分给他一份。闲暇时候，他学会了修鞋的手艺，经常帮员工们义务修个鞋什么的，只收个成本费，很受欢迎。
大舅姥爷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好几年，七十三岁那年回到家乡——他迷信“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再则，他的身体的确也大不如前了，他希望能死在自己亲手盖的那两间小砖房里。
这一愿望没能实现。他回去不久，原先住的圩子被开发商看上了，找了村里的干部，动员村民拆迁。大舅姥爷不答应，村里停了他的水，他就去井里打水；停了他的电，他本来就不怎么用电，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那两盏五瓦的灯泡，这下，他干脆睡到门口屋檐下，还可以防止拆迁队偷着拆房把他活埋在里面。
我仔细了解过开发商给出的价码，一平方米赔偿四百块，加上宅基地的补偿款也不过五六万，而开发商新建的房屋一平方米为两千元，也就是说，赔偿的那点钱，只够买个二三十平方米。我也觉得义愤，赞成大舅姥爷对抗到底，不过此时已是深秋，似乎不适合睡在屋檐下。我跟大舅姥爷说：“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需要的话，我可以立即赶回来。”
过了好一阵子，大舅姥爷那边没有动静，我打电话问我妈，我妈说，他已经答应人家了。我惊叫道：“这怎么行？”我妈说：“别人都搬走了，就他老哥俩待在那里，好像他们多难缠似的，村里人也老说他们，他们就搬了。”
唉，其实我也懂，大舅姥爷爱他那房子，但更爱面子，生平最怕给人添麻烦，受不了人指指戳戳，即使他是受害方。
接下那笔拆迁款后，他和小舅姥爷一道，依傍小舅姥爷的养女生活。养女已经出嫁，和丈夫住在附近的集市上，有个上下一共两间的小楼，两个舅姥爷，就在楼下搭了两张床。那五六万补偿款，加上以前的积蓄一共十二万，他们一起交给了养女。
白天，养女夫妇出去打工，两个舅姥爷就帮他们带孩子、做家务。逢集，大舅姥爷到门口支起补鞋摊子，小舅姥爷帮村委会扫垃圾，如果都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倒也颇能过得去。
但大舅姥爷开始生起病来，也不是什么大病，他这一生，将这身体用得太狠，又养护得不够，像是一辆年久失修的破车，三天两头地要进修理厂。大舅姥爷每次进医院，医院都会下住院通知单。
大舅姥爷是五保户，按政策医药费全报，但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医保的系统里硬是找不到他的名字。养女去找镇政府管这事儿的，管事的叫她去找村委会，村委会则发誓说报上去了，还叫她去镇上。
再去镇上，管事的那人正在跟几个人打牌呢，眼睛盯着牌说：“等这把打完。”好不容易等他打完了，那人站起来，从包里抽出个塑料袋，上集市买菜去了。等他买菜回来，得到的答复还是，找你们村委会去。
不得已，我找了跑新闻的同事，同事辗转找到该镇一个分管文化卫生的女副镇长。女副镇长答应得很好，就是不解决，其间周折我也忘了，一筹莫展之际，我发了条微博，说了这件事。这条微博被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朋友转发，很快，舅姥爷的养女打电话来说，镇里派人来看他们了，答应马上帮他解决，同时也抱怨他们不该捅到网上，委屈地说：“我们不就打个小牌吗？”倒说得大舅姥爷很不好意思，转脸就骂那养女不该到处讲。
大舅姥爷从此可以顺顺当当去住院了，住了几回之后，他不肯再去，说他看了那住院单子，每次都要花一两万，虽然不要他掏钱，但那也是国家的，他这把年纪，不能这样糟蹋国家的钱。
大舅姥爷就那样在家里躺着，以微弱的生命力，与命运硬扛。与此同时，他周围的一些人，为谁家给他办丧事而争执不已——吾乡规矩，在谁家办丧事，收取的份子钱就归谁。舅姥爷这一生，不曾结婚生子，放出去的份子钱，可以一次收回，数目想来不少。
在那个春末，大舅姥爷终于将生命清零，他没有留下子女，也未曾听说有什么感情瓜葛，他这一生，活得像一块石头，唯一的意义，似乎只是在石头上留下风雨的痕迹。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是带着我的孩子去的。听到死讯时，我对儿子说：“你还记得前几天我们看望的那个太姥爷吗？”八岁的孩子眼皮都不抬地说：“他死了是吗？”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当时看到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可怜？”儿子说：“我们将来不都得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