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6月7日夜，28年前断然绝交的张謇和袁世凯师生二人再度言欢，主题事关国体。临别学生捻须送客，一语点透题眼：“有朝一日……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一夜师生对酌，结成了日后把大清拉下马的政治同盟。
学生是开缺回籍养病近三年的袁世凯，摆出“孤舟蓑笠翁”的身姿，却让人读出姜太公钓鱼的味道。来他的洹上庄园拜访的各色人等，光有名有姓的就有一百二三十人。
老师是张謇，为请立宪由沪粤津汉四商会公推入京，对清政府“进最后之忠告”。途经河南彰德府，特地造访袁世凯。
张謇很清楚，自己这位昔日学生是一座蠢蠢欲动的政治火山，正等待合适的“爆点”。
老袁也明了，老师背后是立宪派、各省谘议局和企图心强烈的江浙绅商，代表地方实力派，代表民意。
政治领袖和社会领袖达成默契，搞一次亘古未见的顶层设计。洹上夜饮之后，两人密电往来频频，“甲日满退，乙日拥公??”张謇向老袁如此直白约定。
一个莽武夫、老政客，一个状元公、实业家，相识三十载，绝交、试探、结盟，终于迎来蜜月期。立宪，共和—— 他们能为摇摇欲坠的国家寻一条坦途吗？
一封绝交信，讥刺“司马昭”
晚清有一纸着名的分手信，写信人是张謇，收信人是袁世凯。
1881年，22岁的袁世凯搏功名无望，有心“效命疆场，安内攘外”，投奔养父袁保庆的好友、淮军首领吴长庆。吴长庆指定学养深厚的幕僚张謇为其授业。
张謇的科举之路其实也算不上顺遂。有人计算，他曾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及至42岁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做了半天就辞职。“读书三十年，为官半日，可笑人也”。他这样自嘲。
给袁世凯做先生时，张謇29岁。袁世凯下笔“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让他无法修改，刚教训几句，学生却发飙：“大丈夫当提三尺剑，立功万里外，岂甘愿死守圣教周礼之下。”
一番慷慨陈词，老师大受感动，嘉许其治军之才，向吴长庆保荐，先任营务处帮办，后当先锋营管带。
带兵之于袁世凯，“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后来张之洞和袁世凯闲谈，问起练兵诀窍，袁一语以蔽之—— “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
1882年朝鲜壬午军乱，袁世凯随吴长庆部队东渡平乱，身先士卒，军纪严明。两年后，李鸿章调走吴长庆，却留袁世凯驻扎藩属国朝鲜。分了吴一半兵力，又有军功章在手，袁世凯迅速向政治大鳄李鸿章靠拢，“露才扬己”，毫不避忌。
旧主难堪，恩师气绝，张謇写来绝交信，从此割席。
下笔千言，处处带刺，张謇在信中斥袁世凯不忠不义，不称“慰亭”而叫“司马”，既指其官位，更讥其“司马昭之心”。
与张謇本人有关的是历数袁对张的称谓，从“张老夫子”、“季直（张謇字）师”到“季直先生”、“季直兄”。他诘问，“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称呼却“愈变愈奇，不解其故”。
张謇心中对袁世凯早有判断：“刚而无学，专而嗜名”。师徒二人从此不通音信二十年。
“圣王之道加机器之学”
分手时骂得痛快，和好就更需要勇气。
1904年，新政已起，立宪之风劲吹。
袁世凯凭小站练新军起家，一路扶摇直上做了北洋大臣，还把直隶建设成了全国新政模范省。改政务、大练兵、办铁路、搞商务，他迫切需要“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捧人场”。
张謇虽中状元，却早已弃官从商，艰难兴办的大生纱厂已开始盈利。从兴实业、办新政，再到搞立宪，代表东南绅商的张謇有了明确的政治诉求。
他曾赴日本考察，把日本的成功模式总结为“圣王之道加机器之学”。力促立宪，他开始游说各方大员，手握重权的袁世凯自然绕不过去。
政治理想的光芒融化了私人恩怨的坚冰。张謇主动写信给袁世凯，希望其效法伊藤博文，“主持立宪”。袁世凯虽云尚需时日，但“愿为前驱”。二人一在朝一在野，同声呼吁立宪。
1906年夏，袁世凯与载沣共议立宪，主张裁军机处，改组责任内阁。双方激辩，载沣眼看扛不住，拔枪欲向袁射击。张謇为此特意写信慰问老袁，称他如日本宪政之父大久保利通，“而自居于小室信夫”，并坦承当年看低了他。
不久，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袁世凯是17位编纂官制官中唯一的地方大吏，是实权在握的操盘手。
此时的老袁完全符合张謇期望，成了在体制内推行宪政的铁腕政治领袖。他意气风发，大胆放话“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
庙堂之外，张謇也没闲着。他联合郑孝胥、汤寿潜等组成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为宪政摇旗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