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福巷16号是我的家，原本是丁玲的家。
1951年，丁玲从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家协会迁入多福巷，1951年夏，和陈明两口子在颐和园云松巢休养，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罗瑞卿陪毛泽东看她，丁玲迎上去拉住他的手在廊前坐下，大家边吃西瓜边聊天，轻松愉快。
1952年3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丁玲享誉中外，多福巷投来大小作家钦慕的目光。忙里偷闲，闲庭信步，一家人在葡萄架下摆盘围棋优哉游哉。
庭前有两树海棠、一架葡萄，是刚搬来时公务员夏更起栽的。夏更起系作协所派，但丁玲不要作协开工资，她自己也放弃领工资。
海棠花由粉红而粉色而白色，花期绵长，灿若织锦，风来摇曳,婀娜多姿。开花时节，文友咸集，笑语欢声，主人忙待客,滔滔不绝,满院子春的气息……
谁承想，局势突然恶化。熙熙攘攘的院子里顷刻冷冷清清，地上布满了主人沉重的足迹。
我住进多福巷后，听邻居说多福巷多么多么有福，胡同口上住进个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宾客如云，门庭若市，连外国人都找上门来，可到后来，再也没有见门口有小轿车停放，再也没有看见有人敲她家的大门，一大早的，就看见他们两口子出门，形影不离，脑袋耷拉着，一脸的晦气。
1958年，春天到了，东西运走了，整个院子空了，庭前的海棠开了，繁花依旧，丁玲坐在葡萄架下陷入沉思。
刚刚越冬的葡萄藤，没有一星半点的嫩枝绿叶，形容枯槁。
6月，54岁的丁玲举家放逐，戴罪边陲。多福巷是她命运的拐点。挥手自兹去，再不回头。
丁玲前脚被赶出，我们后脚搬进来，共四家：诗人邹获帆，管外事的杨子敏，翻译家李文俊、张佩芬。人去楼空，屋里院内，依稀可见丁玲的身影。葡萄的枝叶依然枯萎，葡萄架下保存着痛苦的记忆，记忆折磨着气盛一时的“文小姐”、“武将军”。1936年，她32岁，保安的大窑洞里众星捧月，看稀罕儿，感喟有加，热情过分，又是宴请又赠诗。 “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丁玲再忆当年：“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的笑语，那样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20年后，“招待出牢人”的人又亲手将出牢者下牢入狱。
多福巷毗邻大豆腐巷，“多福”者，豆腐也，心想，应是“小豆腐巷”的更名无疑。但是错了。去年3月，我特意走访胡同的街坊，从西走到东，从多福巷走到大豆腐巷，都说没听说过多福巷改过名。有位老年妇女，好记性，口齿伶俐，从她记事起，这条胡同就叫多福巷，打日本鬼子那阵子也叫这个名字。她说，多福巷靠北这一排住的全是日本人，并指认说，你们住过的这座四合院，当年住的也是日本人，日本投降以后，他们腾出房子，离开北京，我家老祖宗才搬了进来，我家门牌13号，丁玲那会儿是16号。丁玲在的时候，热闹着了，洋人出出进进，一反右，两口子的脸耷拉了下来，一身的霉气，大跃进，俩人不见了，“然后你们搬进来了吧？面生啊！噢对了，华侨大厦盖大楼，又把你们轰走了不是？”
迄今52年矣！路过多福巷，耳边总响起《茶馆》里王利发掌柜指天捶胸的呼喊声：“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呜呼，拆的拆了，死的死了，历史翻过沉重的一页。殷鉴不远，悲剧难再，别了，多福巷1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