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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脉·第十三章 田园何处

时间:2023-02-23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余秋雨 点击:
中国文脉(全文在线阅读) > 第十三章 田园何处

    一

    任何一个时代,文化都会分出很多层次,比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复杂得多。

    你看,我们要衡量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在文化上的高低,就远不如对比他们在军事上的输赢方便,因为他们的文化人格判然有别,很难找到统一的数字化标准。但是,如果与后来那批沉溺于清谈、喝酒、吃药、打铁的魏晋名士比,他们两个人的共性反倒显现出来了。不妨设想一下,他们如果多活一些年月,听到了那些名士们的清谈,一定完全听不懂,宁肯回过头来对着昔日疆场的对手眨眨眼、耸耸肩。这种情景就像当代两位年迈的军人,不管曾经举着不同的旗帜对抗了多少年,今天一脚陷入孙儿们的摇滚乐天地,才发现真正的知音还是老哥儿俩。

    然而,如果再放宽视野,引出另一个异类,那么就会发现,连曹操、诸葛亮与魏晋名士之间也有共同之处了,例如,他们都名重一时,他们都意气高扬,他们都喜欢扎堆……而我们要引出的异类正相反,鄙弃功名,追求无为,固守孤独。

    他,就是陶渊明。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这样的重峦叠嶂——

    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第二重,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第三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

    这三重文化人格,层层推进,逐一替代,构成了那个时期文化演进的深层原因。

    其实,这种划分也进入了寓言化的模式,因为几乎每一个文化转型期都会出现这几种人格类型。

    荣格说,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因此,深刻意义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体人格史。

    二

    不同的文化人格,在社会上被接受的程度很不一样。正是这种不一样,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素质。

    一般说来,在我们中国,最容易接受的,是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这种文化人格,以金戈铁马为背景,以政治名义为号召,以万民观瞻为前提,以惊险故事为外形,总是特别具有可讲述性和可鼓动性。正因为这样,这种文化人格又最容易被民众的口味所改造,而民众的口味又总是偏向于夸张化和漫画化的。例如我们最熟悉的三国人物,刘、关、张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道义色彩而接近于圣,曹操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邪恶成分而接近于魔,诸葛亮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智谋成分而接近于仙(鲁迅说“近于妖”),然后变成一种易读易识的人格图谱,传之后世。

    有趣的是,民众的口味一旦形成就相当顽固。这种乱世群雄的漫画化人格图谱会长久延续,即便在群雄退场之后,仍然对其他人格类型保持着强大的排他性。中国每次社会转型,总是很难带动集体文化人格的相应推进,便与此有关。

    中国民众最感到陌生的,是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魏晋名士对于三国群雄,是一种反叛性的脱离。这种脱离,并不是敌对。敌对看似势不两立,其实大多发生在同一个语法系统之内,就像同一盘棋中的黑白两方。魏晋名士则完全离开了棋盘,他们虽然离三国故事的时间很近,但对那里的血火情仇已经毫无兴趣。开始,他们是迫于当时司马氏残酷的专制极权采取“佯谬”的方式来自保,但是这种“佯谬”一旦开始就进入了自己的逻辑,不再去问社会功利,不再去问世俗目光,不再去问礼教规范,不再去问文坛褒贬。如此几度不问,等于几度隔离,他们在宁静和孤独中发现了独立精神活动的快感。

    从此开始,他们在玄谈和奇行中,连向民众作解释的过程也舍弃了;只求幽虚飘逸,不怕惊世骇俗,沉浮于一种自享自足的游戏状态。这种思维方式,很像二十世纪德国布莱希特提倡的“间离效果”,或曰“陌生化效果”。在布莱希特看来,人们对社会事态和世俗心态的过度关注,是深思的障碍、哲学的坟墓。因此,必须追求故意的间离、阻断和陌生化。

    我发觉即使是今天的文化学术界,对于魏晋名士的评价也往往包含着很大的误解。例如,肯定他们的,大多着眼于他们“对严酷社会环境的侧面反抗”。其实,他们注重的是精神主体,对社会环境真的不太在意,更不会用权谋思维来选择正面反抗还是侧面反抗。否定他们的,总是说他们“清谈误国”。其实,精神文化领域的最高标准永远不应该是实用主义,这些文人的谈论虽然无助于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却把中国文化的形而上部位打通了,就像打通了仙窟云路。一种大文化,不能永远匍匐在“立竿见影”的泥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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