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枫轩原创文学网 - 纯净的绿色文学家园 !
雨枫轩

世纪的丰收(2)(8)

时间:2023-02-15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余秋雨 点击:


  《桃花扇》在整个中国戏剧文化史上的地位,正是如此。

  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孔尚任恪守真实和放手虚构,到底以什么为标尺,又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恪守真实,当然不会只是为了对“信史”的忠诚———这种忠诚在文艺领域未必永远是美德;放手虚构也不会只是为了艺术处理上的方便———这种方便很容易导致轻巧和浅薄。孔尚任的种种裁断和处置,都是为了实现一种意向:渲染出一种真实而又浓重的历史气氛,借以体现出一种江河日下的历史必然。

  可以说,《桃花扇》比中国戏剧史上几乎其它所有的悲剧都更自觉、更明确、更雄辩地写出了破灭的必然性。作者不是完全同意破灭、赞扬出世,如果这样,他也就用不着写这么一出情沛意足、感人至深的戏剧了。但是,他却是用非凡的笔力,写出了美的破灭、崇高的破灭,写出了这种破灭是那样地不可挽救;同时,他也写出了在破灭中挣扎的美,在破灭中更加闪光的崇高。从感情上说,作者非常希望能给这种美、这种崇高以更多的许诺和更有力的扶持,他是多么不忍心看到它们的破灭啊;但在理性上,作者又明晰地知道,在江河日下的整体局势下,善良的许诺是无用和无益的。于是,他就表现了这么一个包含着大量美好内容必然破灭的过程。高水平的悲剧,并不是一定要观众面对着一对情人的尸体而涕泪交流,而是要观众在一种无可逆拗的历史必然性面前震惊和思索。美好的因缘、崇高的意愿,不是由于偶然闯来的恶势力的侵凌,而是由于像铁一般坚硬和冷漠的客观现实而遭到毁损,这是《桃花扇》的特殊理性魅力。

  从外层结构论,这部戏表现了正、邪两种力量的剧烈搏斗,正面力量除李香君、侯朝宗和他们的复社友人外,还有柳敬亭、苏昆生、李贞丽、卞玉京等人,也包括一批与腐败的官僚形成对照的军事、政治人物如史可法、左良玉;反面力量的代表是阮大铖,他又牵连着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以弘光皇帝到宰相马士英、漕抚田仰等人,世称“弘光群丑”。这两方面的力量对比,在戏中很难说得上谁强谁弱,最后也很难说究竟谁战胜了谁。如果简单地把李香君、侯朝宗的悲剧写成是由阮大铖等人一手造成的,那在艺术效果上就会比现在的浅薄得多,破灭的必然性也会软弱得多。事实上,戏的最后真正殒命的是阮大铖、马士英,而不是李香君、侯朝宗。李香君、侯朝宗平安无恙地听到了阮大铖、马士英死亡的消息,是不是可以算是李、侯对于阮、马的战胜呢?是不是可以就此而高唱凯歌呢?不能。人们发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李香君和侯朝宗还是欢呼不起来,即使在这样本应愉悦的戏剧情境中,仍然充溢着一种压人的破灭感和失落感;于是,人们进一步发现,原来李香君、侯朝宗搏战的对手并不仅仅是阮、马等群丑,而是整个顺坡下滑般地破败着的客观现实。阮、马之流只是现实破败的一种表征,他们虽死,现实的破败还是每况愈下,使得李香君、侯朝宗要在六朝古都、秦淮河畔寻找一块能平心静气地生活的地方也成了一件难事。李香君、侯朝宗不只是一对互相忠贞的情人,他们各自固守着很多有关民族大义、人生节气等崇高的观念,他们的结合在思想倾向上带有明显的社会政治色彩。因此,团聚并不是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阮大铖对他们的阻难也并不仅仅是对婚姻的破坏。当一个破碎的国家、呻吟的民族横陈于眼前的时候,两个人都会感到自己首先是失败者而不是胜利者。因此,他们很容易地听从劝说,不在大失败中享受小胜利。有的评论者认为他们这对夫妻已经走到团圆的门坎里边,再把他们硬行拆开,未免生硬;本书认为,这正是剧作要旨的透露。把他们写成大团圆当然也未尝不可,但这样的一个胜利的结局就会反溯全剧,使全剧矛盾仅仅成了李、侯与阮大铖的斗争,至多得出一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简陋归结;反之,我们如果承认李、侯更是在与客观整体现实搏斗,而现在已成了根本意义上的失败者,那么,也就不愿意把一个大团圆的结尾强加给他们了。当孔尚任保持了破灭的必然性,也就开拓出了全剧在社会历史意义上的深刻性。

  这种破灭,明显地是指明朝的溃亡,但又不仅仅是如此。孔尚任当然在悲悼着明朝,但对明朝的腐败昏聩也恨之入骨;对于清朝,他也并不像那些遗民那样完全白眼相向,从根本上否定它的正统性。那么,他强有力地刻画了的必然性破败,究竟还包括什么内容呢?或许还应该包括: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对儿女柔情的挥弃,对封建政治理想的淡漠,对儒家道学观念的动摇,以及对于国家民族急速下沈趋势的无可奈何、无可挽回的叹息,简言之,对于末世的预感。这一切,都带有必然性。即便满清没有入关,明朝依然存在,这种从封建制度本身肌体中散发出来的霉腐气息也会被人们闻到。《桃花扇》的杰出之处在于,它在描写明朝气数已尽的同时,不自觉地透露了整个封建制度的气数信息。这比简单地扶明反清更弘广了。因此,今人把《桃花扇》改成侯朝宗事清、李香君批斥的结尾,也并不合适,因为这只在明清、汉满之间划界限,而事实上这种界限的禁严性对今天来说已不存在很大的现实意义。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整体性消亡的契机和征兆。这种征兆,在《桃花扇》原作中是依稀可辨的。须知,当孔尚任在山东曲阜老家安度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的时候,将大声地用艺术方式宣告封建社会气数已尽的曹雪芹,已经出生。时代发展的趋向,首先向第一流的艺术家发出了朦胧的通知。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