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这幅画一直被珍藏在格鲁尼家族的私人书房，直到5年后，格鲁尼先生结束了任期回到波士顿老家时，这幅画才跟随着格鲁尼夫妇回到了美国。
十年之内，贝蒂的三个孩子相继问世。她成了一个快乐的母亲，同时她活跃于美国上流社会的社交界，用自己和丈夫家族的声望来影响更多的美国人关心犹太人的命运和他们战后的重建事业。贝蒂自己亲自担任了“流亡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顾问。
贝蒂的人生开始变得充实而快乐，战争的阴影正一点一点地从她的心里驱散。虽然在梦里她依旧会见到她儿时的恋人，但是，已经成为母亲的贝蒂更希望斯蒂夫在天国里能够幸福，快乐。
1965年10月里的一天，正在花园中修剪花草的贝蒂看见仆人带着一位陌生客人到了自己的面前。贝蒂一下子就被他忧郁的气质和深邃的棕色眼睛吸引了。客人穿了一套考究的黑色西服，稳健又优雅。贝蒂眯起了眼睛，极力在自己的记忆中搜寻着对方似曾相识的影子。他用大海一样深情的眼睛看着贝蒂，然后缓缓地摘下了帽子，微微地向贝蒂鞠了一个躬。他轻声地对贝蒂说道：“你好吗？我的小贝蒂。”
听到他说的德语，贝蒂的脸失去了血色，手中的花剪掉到了地上。那声音虽然已经不是她熟悉的少年的嗓音，但是那种称呼她的方式，只属于一个人的！只有斯蒂夫才会这样叫，这是只属于他们两人之间的秘密。
他还活着！贝蒂觉得28年前没能从柏林火车站驶出的命运火车，今天开出来了。
神秘遗嘱见证跨世纪传奇
他就是斯帝夫·格奥尔格，一个本该死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少年。在波兰的纳粹集中营里，他目睹了父亲死在纳粹的毒气室里，母亲死在了纳粹的机关枪下。最后关头，他居然在死人堆里被美国士兵解救了出来。由于斯帝夫当时染上了肺病，生命垂危，马上被美军送往波兰一家地方医院治疗，一年后他用顽强的毅力战胜死神，并返回德国。
斯帝夫用了两年时间同德国政府交涉，试图挽救家族在战争中失去的巨大财产。同时，他开始自学经济和法律，以早日完成父母亲的遗愿。
1955年，他在伦敦出差时无意中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美国驻英国大使夫妇为爱因斯坦举行追悼会的照片，他敏锐地从照片上感到大使夫人就是他的小贝蒂。他马上来到美国大使馆，求见大使夫人，但遭到了工作人员的拒绝。斯帝夫不死心，想通过伦敦的朋友关系联系上大使夫妇，不巧第二天，德国有急事发生，他只好匆匆返回了柏林。
两个月后，为了寻找美国小妹，斯帝夫再次来到伦敦。等他见到美国大使夫妇时，他失望地得知上任大使夫妇已于一个月前结束了任期，回到美国了。他从新大使那里听说了贝蒂的情况，知道她已经成为了母亲，丈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绅士，斯帝夫心中既欢喜又怅然。他知道他们已经分别了近18年，虽然对于自己来说战争是永远无法愈合的创痛，但是对于贝蒂来说，也许她更想忘记那一段历史。
斯帝夫忍痛没有再去美国寻找贝蒂，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家族事业的振兴上来。他把父亲转移到瑞士的财产收了回来，同时开始在金融和建筑业寻求发展。为了安慰父母的在天之灵，从50年代末开始，他联合其他与自己有同等遭遇的人们同德国政府交涉，以获得政府的战争赔偿。但是，诉讼之路漫长而坎坷，也就是在他几乎绝望之时，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在美国有一对曾经做过英国大使的格鲁尼夫妇，正致力于帮助流亡美国的犹太人的重组事业。同时，那位朋友在闲聊中透露了格鲁尼夫人曾经收藏了一幅毕加索的名画《手拿烟斗的男孩》。
可以想象斯帝夫在听说这个消息时内心的震撼！他万万没有想到，凝聚着自己所有珍贵的初恋记忆的那幅画竟然被贝蒂珍藏着，这说明在贝蒂的心中一直珍藏着有关自己的记忆。他再也忍不住了，第二天，他就办理了去美国的签证。
当他开始走近贝蒂的时候，他的心几乎都要跳出来。斯帝夫觉得从客厅至花园的路漫长而艰辛，他几乎走了28年的时光……
当泪水把他们两人的衣襟打湿之后，贝蒂挽着斯帝夫的手臂来到了书房，给他看那幅画。他在那幅画前站了许久，眼泪一直没有干过。最后，他习惯性地走到那幅画前，试图翻看那幅画的背面，看看他的小姑娘是否给他留了什么纸条。最后他们都笑了。
他见到了格鲁尼先生，两个男人虽然第一次见面，却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感觉。他们只迟疑了一秒钟，然后就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格鲁尼先生对斯帝夫说的第一句话是：“那是一场可耻的战争，是人类的耻辱。”
而斯帝夫对格鲁尼所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从懂事起就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贝蒂一生幸福，而你做到了，我也许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但是我很想说谢谢你。”
格鲁尼夫妇试图挽留斯帝夫在家里多住几天，但是斯帝夫执意早日返回柏林。临行前，贝蒂坚持把那幅画还给斯帝夫，斯帝夫这样说道：“你有两个理由必须拥有这幅画：一，你替我的父母保全了这幅画，使它避免落入他人手中，他们在天之灵一定非常欣慰；二，对于我来说这幅画里有太多的记忆，它在你的手里，意味着你没有把我忘记，至少这是我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
贝蒂答应了斯帝夫的请求，永远保留这幅画。斯帝夫回到了柏林，继续着他家族的事业。直到他快50岁的时候，他才娶了奥地利姑娘爱得嘉为妻，并生下了四个孩子。
在随后的岁月里，格鲁尼夫妇不遗余力地呼吁美国各大媒体关注战后对犹太受害者赔偿等问题。从70年代起，《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著名媒体纷纷开始大幅报道这方面新闻，为斯帝夫取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不久，德国莱茵河沿岸开始修建大坝，政府同斯帝夫交涉过后，开始批量购买他的土地。就这样，在战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斯帝夫使家族的财产翻了几番。80年代中期，斯帝夫把企业委托给信赖的经营者，自己则隐居在家族的古堡中，深居简出。
1996年，格鲁尼先生辞世。2年后，贝蒂的健康严重恶化，她再次致电斯帝夫，希望他能够在她活着的时候，收回他家族的画。斯帝夫亲自到美国看望了贝蒂，并且说服她打消了这个想法。由此，贝蒂留下遗嘱：如果在她死后，斯帝夫先生依旧拒绝接受这幅画，那么她的儿子们可以将这幅画拍卖。拍卖收入三分之一留给她的子女，三分之一捐给世界残疾儿童基金会，三分之一捐给以斯帝夫·格奥尔格先生命名的任何慈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