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结束舞蹈学习后，我并没有无所事事，吃着太妃糖、开着车在莱茵贝克的高速公路或者小马路上晃荡。我在学校乐队吹笛子，上了法语课，每周六晚上还给街上一个家庭当临时保姆照看孩子，还在他们家的海葵花谷仓里劳作过。每周日我会用湿的纸巾和报纸将花包好，这样游客可以带着这些花长途旅行回到市区。这可不是那些为了办小演唱会造的那种谷仓房——而是实实在在的谷仓，有电动工具和还有一个谷仓用的小取暖器。我的好朋友卡拉每周末都会来谷仓看我，给我带汤、甜甜圈或者百吉饼。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我还在位于我们小镇中心的基尔默IGA超市里当过收银员。任何在凯马特超市、沃尔玛或者当地杂货店工作过的人可能都不相信，但我确实很喜欢在那里工作。毫无疑问，有时候比起在超市收银，你会更想和朋友出去逛；但因为我很擅长打包商品，所以我挣的钱够我买费西合唱团、神街酒乐队和感恩而死乐队的票。我也买得起水晶饰品（当时有这些饰品也是很神气的）和Winter Sun的连衣裙。
我还从那里了解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买些什么，哪些人用优惠券，哪些人不用，谁会帮着你一起装袋，哪些人就只是站着等你装好，哪些人会盯着你扫描每一件货品，质问价格。
我们超市是当地仅有的几家接受粮票的商店，这让我在成长过程有更多的视角。你会看到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或者老人过来看看粮票能兑换哪些食物。拿着粮票排队时或者把拿错不能兑换的食物放回货架上时，要承受的难堪，这从此就让我明白了我们该如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尊重的态度给予人道主义关怀。可能这对你来说是理所当然，但遗憾的是还有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
多年后，我们在白宫讨论了粮票的问题。我的工作重点并非制定政策，只是安排、协调和规划日程，与时间、日期和人打交道而已。但我也经常会旁听政策讨论会，这样能明白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我的团队每天有上百个选择要做，在他们做决定时，我能根据我对政策的理解和判断做出决策，从而更充分地安排好总统的时间。这次的讨论是延续之前奥巴马和另外一个人的谈话，他经常会在和某一个人的会谈之后召集高层官员再讨论相关问题。
由于经济衰退，奥巴马上任初期，还有很多人仍依靠粮票生活。在他任期内，靠粮票过日子的人数有所下降，但我们开会并不只是讨论眼前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只关注解决眼下正发生的问题，那你就无法为未来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关于粮票的会议是在罗斯福厅召开，但这次我没坐在会议桌旁，而是挨着墙根坐着。白宫西翼办公楼的座位出乎意料地有限——椅子都很大，而且能在会议桌周围摆下的也不多，很多椅子都是有历史或其他意义的，因此会议邀请的人往往也有限，一定是要有足够的身份才能进入这个会议室开会。
从我进入政界开始，我就有一个对自我的准则：在自己的范围内活动，不过多评论自己非专业领域的东西。但是这次，我没办法接受这群从常春藤毕业的人高高在上的决断；他们在讨论粮票可用于哪些东西、不能用于哪些东西，我能判断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识那些需要粮票的人。于是我举手了（我觉得我应该是当时唯一一个发言前还举手的人），告诉他们我的经历：看着人们羞愧地排着队购买普通麦片、罐装汤、牛奶；看着他们发现哪些食品是他们手里的粮票无法兑换时的表情；看着他们发现粮票居然覆盖运动饮料，而不覆盖像“阳光心情（Sunny Delight）”这类饮料（事实上，这种软饮料比橙汁要便宜得多，而且还含有维生素，但他们又没有办法只能接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可以感觉到发言时自己的脸滚烫。我一直觉得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尤其是在白宫这样的地方，理论上发言内容应该是基于事实、数据和其他证据，如果你外在表现得过于激动，很用力地在阐述，那你就要输了。如果你的脸涨得通红，难道不是情绪过于外露的表现吗？我不知道，不过我的观点都表达了出来。虽然我并不指望这次对话能立马解决问题或改变状况，但奥巴马总统还是明确表达了支持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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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中时做过的那些工作——尽管当时我也有过宁愿在家看《新飞越比弗利》的时候，但我从所有这些经历中都获得了满足感，回忆起来也很愉快——其中最好的就是这些经历教会我，当我的事业似乎一片灰暗或者感觉人生完全偏离了轨道时，我该如何积极地看待：如果说我擅长的事不多的话，我知道我至少擅长这件事。你可能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压抑，但这么多年来，这样的想法也给了我很多安慰。没有什么比能养活自己、自己给自己想要的东西更能给你独立的感觉，因为你清楚如果哪天你真的很讨厌某份工作——可能在你人生中不同时期你都会一直讨厌工作，你也可以离开，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