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卷十·复旦 第四部）(2)

    反之，在莱茵河那一边，每隔一些时候必有些集体的热情，群众的骚动，在艺术上面吹过。象巴黎被铁塔威镇着一样，照在欧洲平原上的也有那座永远不熄的灯塔，那个古典的传统，靠着几百年的辛苦与光荣培养起来而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的。它既没有把精神奴役，也没有加以拘束，只是指出了几世纪以来所遵循的大路，使整个民族都受到它的光明。德国的思想家象黑夜里迷失的鸟一般投向遥远的灯塔的，已经不止一个。可是把邻国多少慷慨的心引到法兰西来的那股声相求的力量，法国有谁想得到呢？伸手乞援而与政治的罪行毫不相干的人又不知有多少！……而你们德意志的弟兄们看不见我们，没听见我们说着：“瞧，我们在这儿伸着手啊。不论什么谎言与仇恨，都不能教咱们分离。为了求我们精神的伟大，民族的伟大，我们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我们。我们是西方的一对翅膀，缺了一个就飞不起来。战争要来就来罢！咱们的手始终紧紧的握着，象兄弟般契合的心灵始终在一块儿飞跃。”

    克利斯朵夫这么想着。他感觉到两个民族是怎样的相得益彰，也感觉到倘若彼此不相助的话，他们的精神，艺术，行动，又是怎样的残缺不全。他因为出身于莱茵河流域，正是两股文明合流的地方，所以从小就本能的感觉到它们需要联合一致，而他的天才一辈子都在无意中求两翼的平衡。他越富于日耳曼民族的梦想，便越需要拉丁民族的秩序与条理。法兰西对他显得那么可贵，就为了这一点；而他在法国也更加能认识自己，控制自己，保持自己的完整。

    他能对付那些与他有害的成分，也能吸收与他不同的力量。一个元气旺盛的人健康的时候，能吞下所有的力量，连有害的在内，而且能把它们化为自己的血肉。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人会觉得跟自己最不相象的成分倒反最有吸引力，因为其中可以找到更丰富的养料。

    克利斯朵夫喜欢的倒是那些和他对立的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他的摹仿者的作品；——因为他也有了摹仿者，自命为他的信徒，使他大为懊恼。那是一批老实的，用功的，品德兼备的青年，对他很恭敬的。克利斯朵夫很愿意能喜欢他们的音乐，可是没有办法，他只觉得那些作品一无价值。倒是另外一般对他个人表示反感，在艺术上代表与他对立的倾向的音乐家，能够使克利斯朵夫赏识他们的才具……反感，对立，那有什么关系呢？这等人至少是活的！生命本身是最主要的德性。一个人缺乏了生机，即使他有一切其他的德性，也不能称为有道之士，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克利斯朵夫开玩笑的说过，他只承认那些攻击他的人是他的信徒。有一回一个青年音乐家对他诉说自己的志愿，把他恭维了一阵，以为能讨他喜欢。克利斯朵夫问他：“我的音乐使你满足吗？你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表白你的爱或恨吗？”

    “是的，大师。”

    “那末你还是免开尊口！你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痛恨那些只知道服从的人，因为需要吸收别人的思想，所以他受着和他的主张完全相反的人吸引。他所交的朋友都是把他的艺术，把他理想主义的信仰，把他的道德观念看作已经过去的人，他们对于人生，爱情，婚姻，家庭，一切的社会关系，另有一套看法，——他们都是好人，但精神上是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把克利斯朵夫的生命消磨了一部分的那种悲痛与苦闷，对他们简直是不可解的。这当然更好！克利斯朵夫也不愿意教他们懂得。他不要求人家和他一般思想来证实他的思想：他对自己的思想很有把握。他所求的是要有机会认识别的思想，爱别的心灵。要爱，要认识，越多越好。要看，要想法子会看。他现在不但能容忍别人抱有他从前攻击过的思想，而且还觉得有意思，因为这样才能使世界更丰富。因为乔治不象他那样把人生看作悲剧，他才更喜欢乔治。倘若所有的人都道貌岸然，或者都象克利斯朵夫一般有那种英雄式的克制功夫，那末人类也太起弱了，太灰色了。人类需要欢乐，需要无所顾忌，需要敢于大胆的亵渎偶像，包括最神圣的在内。但愿高卢民族的诙谑精神永远不灭！怀疑与信仰，两者都是必需的。怀疑能把昨天的信仰摧毁，替明日的信仰开路……一个人渐渐的离开人生的时候，一切都显得明白了，好比离开一幅美丽的画的时候，凡是近处看来是互相冲突的色彩都化成了一起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