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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克里斯朵夫(卷九·燃烧的荆棘 第一部)(5)

时间:2023-01-21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罗曼·罗兰 点击:


    这种心情的确是无邪的,倘使动机天真而没有利害计算的话——但一批更乖巧的人是胸有成竹的上台的,把平民运动当作猎取权位的手段。好似北欧的海盗一般,他们利用涨潮的时间把船只驶入内地,预备深入上流的大三角洲,等退潮的时候把征略得来的城市久占下去。港口是窄的,潮水是捉摸不定的:非有巧妙的本领不行。但是两三代的愚民政治已经养成了一批精于此道的海盗。他们非常大胆的冲进去,对于一路上覆没的船连瞧都不瞧一眼。

    每个党派都有这种恶棍,却不能教任何一个党派负责。然而一部分真诚的与坚信的人,看了那些冒险家以后所感到的厌恶,已经对自己的阶级绝望了。奥里维认识一般有钱而博学的布尔乔亚青年,都觉得布尔乔亚的没落与无用。他对他们极表同情。最初,他们相信优秀分子可能使平民有新生的希望,便创立许多平民大学,花了不少时间与金钱,结果那些努力完全失败了。当初的希望是过分的,现在的灰心也是过分的。民众并没响应他们的号召,或竟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应召而来的时候,他们又把一切都误会了,只学了布尔乔亚的坏习气。另外还有些危险人物溜进布尔乔亚的使徒队伍,把他们的信用给破坏了,把平民与中产阶级一箭双雕,同时利用。于是一般老实人以为布尔乔亚是完了,它只能腐蚀民众,民众应当不顾一切的摆脱它而自个儿走路。因此,中产阶级只是发起了一个运动,结果非但这运动没有他们的分,并且还反对他们。有的人觉得能够这样舍身,能够用牺牲来对人类表示深切而毫无私心的同情是种快乐。只要能爱,能舍身就行。青年人元气那么充足,用不着在感情上得到酬报,不怕自己会变得贫弱——有的人认为自己的理智和逻辑能够满足便是一种愉快;他们的牺牲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思想。这是最刚强的一批。他们很得意,因为凭着一步一步的推理断定自己的阶级非没落不可。预言不中,要比跟他们的阶级同归于尽使他们更难受。他们为了理想陶醉了,对着外边的人喊道:“打呀,打呀,越重越好!要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才好!”他们居然做了暴力的理论家。

    而且所提倡的是别人的暴力。因为宣传暴力的使徒差不多永远是一般文弱而高雅的人。有些是声言要推翻政府的公务员,勤勉、认真、驯良的公务员。他们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其实是对自己的文弱、遗憾、生活的压迫的报复,尤其是在他们周围怒吼的雷雨的征兆。理论家好比气象学家,他们用科学名词所报告的天气并非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他们是定风针,指出风从哪儿吹来。他们被风吹动的时候,几乎自以为在操纵风向。

    然而风向的确转变了。

    思想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消耗得很快的,特别因为它流行得快。法国多少的共和党人,不到五十年就厌恶共和,厌恶票选,厌恶当年如醉若狂争取得来的自由。以前大家相信“多数”是神圣的,能促进人类的进步,现在可是暴力思想风靡一时了。“多数”的不能自治,贪赃枉法,萎靡不振,妒贤害能,引起了反抗;强有力的“少数”——所有的“少数”——便诉之于武力了。法兰西行动派的保王党和劳工总会的工团主义者居然接近了,这是可笑的,但是必然的。巴尔扎克说他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想做贵族,但为了怨望而做了共和党人,唯一的目的是能够在同辈中找到许多不如他的人”……这样的乐趣也可怜透了!而且要强迫那些低下的人自认低下才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威权,使优秀分子(不论是工人阶级的或中产阶级的)拿他们的优越把压其他们的“多数”屈服。年轻的知识阶级,骄傲的小布尔乔亚,是为了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了痛恨民主政治的平等,才去投入保王党或革命党的。至于无所为而为的理论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却高高的站在上面,象准确的定风针似的,发出暴风雨的讯号。

    最后还有一批探求灵感的文人,——能写作而不知道写什么的,好比困在奥利斯港口的希腊水手,因为风平浪静而①没法前进,不胜焦灼的等待好风吹满他们的帆——其中也有些名流,被德莱弗斯事件出岂不意的从他们字斟句酌的工作中拉了出来,投入公共集会。在先驱者看来,仿效这种榜样的人太多了。现在多数的文人都参加政治,以左右国家大事自命。只要有一点儿借口,他们马上组织联盟,发表宣言,救护宗庙。有前锋的知识分子,有后方的知识分子,都是难兄难弟。但两派都把对方看做唱高调的清客而自命为聪明人。凡是侥幸有些平民血统的人自认为光荣之极,笔下老是提到这一点——他们全是牢骚满腹的布尔乔亚,竭力想把布尔乔亚因为自私自利而断送完了的权势恢复过来。但很少使徒能够把热心支持长久的。最初那运动使他们成了名,——恐怕还不是得力于他们的口才,——大为得意。以后他们继续干着,可没有先前的成功了,暗中又怕自己显得可笑。久而久之,这种顾虑渐渐占了上风,何况他们原是趣味高雅,遇事怀疑的人,自然要觉得他们的角色不容易扮演而感到厌倦了。他们等待风色和跟班们的颜色,以便抽身引退;因为他们受着这双重的束缚。新时代的伏尔泰与约瑟-特-曼德尔,虽然文字写得大胆,实际是畏首畏尾,非常胆小,唯恐②得罪了青年人,竭力要博取他们的欢心,把自己装得很年轻。不管在文学上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他们总是战战兢兢的跟着他们早先倡导的文学潮流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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