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霜降，风雨骤至。
秋天的雨滴，像云雾中射出的水晶之箭，沿着斜斜的冷风，嗖嗖地落向山峦、旷野、江河……我站在窗前，望着低沉的雾霭，回想着过去30年的往事。蓦然，一丝感伤的情绪袭来，像浓云一样布向我的额头；眼中的泪水也如清澈的雨滴，几乎要飘落下来。怎么了？我恨恨地责骂自己：为什么要感伤呢？
说起来，我这点“类小资”的情绪，本源于《中国图书商报》的约稿，他们让我谈一谈在过去的30年里，有哪一本让你终生难忘的书？听到这样的问题，我立即又想到那本书，还有那位久已逝去的作者，一下子就陷入感伤的情绪之中。
这本书的名字叫《世界数学史简编》（辽宁人民，1980），作者是梁宗巨先生。我最初知道此书是在1982年，当时我们几个理工科大学毕业的青年人，被分配到辽宁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工作。上班的第一天，一位老编辑给我们来个“下马威”，他指着桌上的一部书稿说：“读一读稿子，限你们3天之内，每人写一篇审稿意见。”交稿的那天，老编辑把我们的“审稿意见”贴在墙上，让更多的老编辑们围观。他们一阵阵的议论，让我平生第一次品尝到“文化羞辱”滋味。错字、标点、格式、文体……处处都是毛病。“这样的文字基础，怎么当得了编辑呢？”一位老编辑小声议论着。我忍不住接话：“我们是学理工的嘛，怎么能比得了你们这些文史哲出身的人呢？”闻此言，那位老编辑递给我一本《世界数学史简编》，他说：“读一读这本书，它的作者梁宗巨是复旦大学化学系出身，但他的文字水平远在我们这些人之上。”
当时，我晕头晕脑地捧着《世界数学史简编》，半为掩饰地翻读起来，没想到一下子就读进去了。它本来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学术专著，梁先生的笔法却像讲故事一样，条理清晰，文字干净，注说完整，容易理解，妙趣横生。从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数学史研究，并且后来在这一领域内徜徉了很久，读了很多科学史的书，编了很多科学史的书，还著译过几本相关的书，比如《自然数中的明珠》、《数学经验》等。我常想，当年如果不是我更喜欢出版工作，一定会皈依梁先生的门下。
在“审稿门”事件之后不久，我向那位老编辑表示对梁著的敬佩。他把我领到书稿档案室，找出梁先生的原稿让我看。阅后，我更加折服得五体投地。整整40万字的书稿，用钢笔一笔一划写成，没有一个错字，没有一处涂改。怎么会这样完美呢？老编辑说：“梁先生写作，选用比较厚的稿纸，写错字时，他就会用刀片将错字刮掉、重写，决不肯涂抹。另外，你仔细看梁先生的字，它们的笔画都是绝对准确的，‘点’就是点，‘捺’就是捺，决不会混淆。”接着，他还谈到注释，梁先生坚持在给外国人标注外文名字时，一定要首先标出他的母语国家的名字，然后再根据需要，标注英文或其它语种的译名。他还谈到索引，梁先生坚持一定要列出中文、外文两套检索，等等。实言之，对于一个青年人、一个小编辑来说，这样的书稿范例无疑会产生终生难忘的记忆。1992年，我写《数术探秘》时，通篇书稿真的就没有一处涂抹。
后来，梁宗巨先生成为我最重要的作者。他是辽宁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我多次登门拜访，坐在他窄小的书房里，了解他学术研究的思路和动态，甚至更愿意了解他充满个性的生活态度。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世界数学史”研究？他说，这是一个学术空白，也容易出成果。你看西方的科学史名著，像丹皮尔的《科学史》、沃尔夫的《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等，都很少提到中国古代科学的贡献；《古今数学思想》的作者克莱因甚至在序言中明确写道：“为着不使资料漫无边际，我忽略了几种文化，例如中国的、日本的和玛雅的文化，因为他们的工作对于数学思想的主流没有重大的影响。”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毅然投身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结果他的成就轰动整个世界。我们是中国人，更应该有所建树。
我问他那本《世界数学史简编》为什么写得如此流畅、如此完美，甚至超越了学术专著固有范式的窠臼？他说，这里面包含着一个人生命的意义，还浸润着生活的泪水和血水。其实梁先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一部40万字的《世界数学史》书稿。但是，文化革命的风暴打破了他生活的宁静，也摧毁了他的学术研究。他的妻子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他的女儿受到造反派的惊吓而精神失常，他的哥哥梁宗岱被关进牛棚，他的书稿也被付之一炬……等到这一切都烟消云散的时候，他再拿起笔，心中的学问已经化成一种宗教式的崇高与冲动。生活与生命的意义都被结成文化精神的力量，支撑着梁先生那支神来的妙笔。
我问他下一篇文章是什么？他说是《零的历史》。此文一发表，就轰动了数学史界。我问他下一部学术专著是什么？他说是《数学历史典故》。此书一出版，台湾九章出版社立即购买了它的繁体字版权。我问他再下一部学术著作是什么？他说是《世界数学通史》。我们马上签下此书的出版合同，渴盼着这部巨著的完成。1995年秋，他终于完成了《世界数学通史》上卷。但是，不久他就病倒了，他再也没有了提笔的力气。当生命的信息耗尽最后一点脉动的时候，精神的支撑也在瞬间消散。1995年11月20日，梁先生溘然仙逝。
记得1996年元旦的那天晚上，我打开自己的《编辑日志》，试图从“我的作者”栏目中划去梁先生的名字，禁不住热泪喷涌而出。后来，我这样感伤的情绪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世界数学通史》上卷出版，直到梁先生的学生孙宏安、王青建接续完成下卷的写作，直到中国出版集团将这部大作收入“中国文库”，直到今天，我又一次伴着秋日的凉风斜雨，回望那一点书与人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