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一清早从家里出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赶着一辆大车在巷子里走，怪腔怪调地叫道：
“卖牛奶，卖牛奶，卖牛奶！”
昨晚下了第一场温暖的春雨。凡是没有修马路的地方一下子都长出了嫩绿的青草。花园里的桦树枝上布满了翠绿的绒毛，稠李和杨树抽出了芳香的细长叶子。住宅和商店都卸去了套窗，把窗子擦得干干净净。在聂赫留朵夫乘车经过的旧货市场上，一座座货棚旁边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群。有些衣服褴褛的人腋下夹着皮靴，肩上搭着熨得笔挺的长裤和背心，在市场上走来走去。
小饭馆周围挤满了不上工的男人，他们穿着干净的腰部打褶的上衣和擦得发亮的皮靴；还有些女人，头上包着花花绿绿的绸头巾，身上穿着钉有玻璃珠的外套。警察挎着用黄丝带系住的手枪，站着岗，窥察什么地方有纠纷，好借此排遣他们难堪的无聊。在林荫道上，在一片新绿的草地上，孩子们和狗在奔跑嬉戏；保姆们兴致勃勃地坐在长凳上聊天。
大街上，左面半边路面没有照到阳光，还很潮湿阴凉，中间的路面已经干了。沉重的载货马车不停地在街上隆隆驶过，四轮轻便马车辘辘地行驶着，公共马车不断发出叮-的响声。四面八方响起教堂参差错落的钟声，震得空气不住地颤抖，号召人们去参加和监狱教堂一样的礼拜。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向各自的教区走去。
聂赫留朵夫所雇的马车没有把他送到监狱门口，而在通往监狱的路口停下。
在这通往监狱的路口，在离监狱大约一百步的地方，站着一些男人和女人，手里多半拿着包袱。右边有几所不高的木屋，左边是一座两层的楼房，门口挂着招牌。用石块砌成的巨大监狱就在前面，但探监的人不准走近。一个持枪的哨兵走来走去，谁想从他身旁绕过，他就向谁吆喝。
木屋小门旁边，在岗哨对面的右边长凳上坐着一个看守。他身穿镶丝绦的制服，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来探监的人都走到他跟前，报了他们要探望的人的姓名，他就记下来。聂赫留朵夫也走到他跟前，报了玛丝洛娃的姓名，穿制服的看守也记了下来。
“为什么还不让人进去？”聂赫留朵夫问。
“他们正在做礼拜。等做完礼拜，就放你们进去。”
聂赫留朵夫走到探监的人群那里。人群中走出一个人，衣服褴褛，帽子揉皱，光脚上套着一双破鞋，脸上布满一道道伤痕，向监狱走去。
“你往哪儿溜？”持枪的哨兵对他吆喝道。
“你嚷嚷什么呀？”衣服褴褛的人全没被哨兵的吆喝吓倒，顶嘴说，然后走回来。“你不放，我等着就是。何必大声嚷嚷，简直象个将军似的。”
人群发出赞许的笑声。探监的人大都穿得很寒酸，甚至破破烂烂，但也有一些男女衣着很体面。聂赫留朵夫旁边站着一个服饰讲究的男人，脸色红润，胡子刮得精光，手里拿着一个包袱，显然是衬衣裤。聂赫留朵夫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探监。那人回答说，他每星期日都来。他们就这样攀谈起来。原来他是银行的看门人，是来探望犯制造伪证罪的弟弟的。这人和蔼可亲，把自己的身世全都讲给聂赫留朵夫听，还想打听聂赫留朵夫的情况，但这时来了一辆橡胶轮胎的轻便马车，由一匹高大的良种黑马拉着，车上坐着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戴面纱的小姐。这样，他们的注意力就被吸引过去了。大学生手里抱着一个大包袱，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向他打听，可不可以散发施舍物（他带来的白面包），以及为此要办什么手续。
“这是未婚妻要我来办的。她就是我的未婚妻。她的爹妈要我们把东西散发给犯人。”
“我也是头一次来，我不知道，但我想应该问问那个人，”
聂赫留朵夫说，指指身穿制服、手里拿着小本子的看守。
就在聂赫留朵夫同大学生谈话的时候，正中开有小窗洞的监狱大铁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个穿军服的军官和另一个看守。那个手拿小本子的看守就宣布探监开始。哨兵退到一边，所有探监的人都争先恐后，有的甚至跑步，纷纷向监狱大门涌去。站在门口的看守高声数着从他身边走过的探监人：“十六，十七……”在监狱里面，另一个看守用手拍着每个进入二道门的人，也在点数，目的是免得让一个探监的人留在狱里，也不致跑掉一个犯人。这个点数的看守，眼睛不看走过去的人，在聂赫留朵夫的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看守这一拍起初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屈辱，但他立刻想到他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事。这种屈辱的情绪使他感到害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