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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他还活着,只是依然孤独

时间:2022-11-28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王晶晶 点击:
  接到小峰的电话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听筒里冒出来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声:“你还记得我吗?那年你还在广场上看我跳舞呢。”

至少他还活着,只是依然孤独
 
  这和我记忆中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两年多前我去采访时,小峰还是个14岁的小男孩,笑起来嘴角咧得连蛀牙都露出来。如今,他度过了变声期,声音听起来像个大小伙子。
 
  更重要的是他还活着,我简直太惊喜了。
 
  小峰住在辽宁丹东的一个村庄里,父母都是艾滋病患者,他出生时就携带着HIV病毒。小峰没有玩伴,也没有同学。他入学时,其他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领回家,罢课抗议。最后,村委会只能从外村聘请了一位退休教师,在村委会的一间办公室里,单独授课。
 
  2011年我去采访的时候,小峰的父母已经病发身亡,他寄住在同村的姑姥姥家里。我原以为采访会非常困难,这种经历过心理创伤的孩子大都比较内向、孤僻。可或许是太缺少朋友了,小峰倒是很喜欢和我聊天。
 
  午饭后,小峰喜欢晃荡着去隔壁村的池塘看别人钓鱼,或者站在村口看火车经过——村里没有同龄人搭理他,甚至看不到同龄人的影子,村小合并后,他们都去乡里读书了,只有小峰被剩下来。
 
  钓鱼老人沉默的背影和匆匆驶过的火车是小峰最亲密的玩伴。有一次,几个同龄的孩子打打闹闹着从旁边经过,看都没看他一眼,“他们不跟我玩”,小峰小声告诉我。只有火车在中午1点30分的时候如约而至。
 
  附近的村民给小峰起了个绰号,“艾哥儿”。我和他走在路上,总会有人指指点点。有一次,几个正在挖地的外村妇女甚至停下手里的铁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是不是这小孩?”一个女人问,声音足以让我听见。还有一次,我打了辆出租车,打算接上正在路边等我的小峰,小峰拉车门的那一瞬间,司机的脸都僵了,“你认识他啊?”他的声音里透露着嫌弃。
 
  也许是已经习惯了,小峰对这些表现得毫不在乎,他的脸上总挂着一种超越实际年龄的不屑感。正值青春期,他也像叛逆的同龄男生一样,学会了抽烟,说脏话。他还在村里放过狠话,说谁敢欺负照顾他的姑姥姥,他就割破手指把血往那个人身上抹。
 
  我想,他可能想是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让别人意识到他的存在。
 
  采访结束前,我去县城最大的超市买了一本相册,小峰的生日就快到了。他说,这是第一次收到生日礼物。他毫不留情地撕掉蓝色包装纸,把相册捏在手里,低着头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我真挺高兴的。”他对我说。
 
  分别的时候到了,我们一起走到村口,他要去看钓鱼,我要回宾馆了。我目送他过了马路,那条马路特别宽,他好不容易走过去后,停住脚步,回过半个身子,冲我一招手:“阿姨再见。”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再见”。前一天,去县城的防疫站采访时,站长说,小峰没有按时服用国家提供的免费药物,他的免疫力在下降,已经出现了疱疹等症状,这意味着潜伏期结束了,他已经是个艾滋病人。
 
  回到北京,报道发表后,我把报纸寄给小峰的老师,但是没给他打电话。我在文章里提到了小峰的病情、他偷偷抽烟的叛逆,还有他说过的那些狠话。我有点儿后悔写了这些事,担心别人看了会给他带来新一轮的歧视。
 
  再后来,我就更不敢联系他们了,因为怕听到坏消息。
 
  和采访过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就这样失去了联系,直到两年多以后接到他的电话。小峰说,几天前姑姥姥在家里翻出了我的名片。我以为小峰家里遇到什么事情需要记者的帮助,可他什么都没提,听上去只是想和我聊聊天。
 
  我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按时吃药。他说,已经在接受新的治疗了,每天晚上喝一种味道很冲的药酒,还定期去沈阳检查。“王阿姨,我的病快好了。”他突然在电话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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