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19世纪的俄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都不理解这部小说，说得不客气点，甚至都没看懂。居然有人说，《少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差、最不成功的一部小说，脱离现实，歪曲现实。有的评论家甚至还说《少年》是一部“混乱无序的作品”，“书中有大量形形色色的思想和见解，一切混乱地搅和在一起，以致让人无法明白这部小说到底要说什么。”一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交恶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还恶意地攻击《少年》：“简直是一部疯子小说”。
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动脑筋，一读就懂，那它的作者也就不成其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也就不会出现笔者在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段话了。
《少年》在《祖国纪事》杂志连载之初，作家就看到和听到了类似的评论意见。当时的俄国评论界不理解他的美学观点和创作方法。他曾试图对这些意见作出反应。为此，他在1875年3月22日草拟了一篇《前言》，试图反驳有人指责他脱离现实，专门描写地下室的奇谈怪论和污浊现象。他认为这些批评站不住脚，坚称他描写的恰恰是生活的本质，是多数人视而不见的“当前的现实”。“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诗人——一些小品文作者，喋喋不休地这么说，想借此贬低我。这些傻瓜。这是我的光荣，因为——诚哉斯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一大特点是让事实说话，尤其注重细节的真实，而不是越俎代庖，替书中人物下评论，作结论，生怕读者看不懂。所以作家一再强调，讲事实，讲细节，讲细节！因此陀氏才在上述《前言草》中开宗明义地喟然长叹：“种种事实。擦肩而过。视而不见。”
可是，“种种事实”虽然已经摆得很清楚了，有些人还是看不懂，咋办？
“我不是为笨蛋写作的。”作家断然道。
本书主人公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即少年）是俄国贵族韦尔西洛夫的私生子。他母亲原是韦尔西洛夫家的奴婢，后与少爷私通，生下一子一女。为了使孩子取得合法身份，只好让孩子暂姓她自己合法丈夫的姓。她丈夫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原是一名家奴，花匠，在无可奈何下，也只好默默吞下这颗苦果，做了孩子名义上的父亲。
本书是以少年回忆往事的形式出现的。这时少年刚满十九岁，按当时俄国法律，尚未成年（成年应满二十岁），所以，姑以“少年”称之，是个在肉体上成熟，精神上尚属幼稚的半大不小的小青年。他初涉人世，虽天真无邪，但内心却已被世俗的成见所囿，过早地萌生了对自己这一“偶合家庭”的怨与恨，各种邪念已开始进入他的灵魂。为了迎合这个社会，他也养成了卑躬屈膝和对强者逢迎讨好等陋习。
此外，少年因是私生子，母亲是奴婢，从小受尽了屈辱和歧视。他的童年乃至少年的一切苦难，均来自他是地主的私生子，但又顶着一名农奴的姓，而这地主还撇下他不管，十九年里只去看过他一次。他本该诅咒自己的出身，可是，他却心理扭曲，到处宣扬他是私生子，自己法律上的父亲是农奴，好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似的，借此泄愤。少年热爱自己和生母，可是他又千方百计地折磨她，使她痛苦，使她难堪，他恨透了自己的生父，可他又希望得到父爱，得到他在为人处世上的指点。他希望有个家，能与自己的父母和妹妹同住一起，可是他又一再申明，他要同他们一刀两断，要住出去，走自己的路。
少年初入人世，恰逢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古老的封建宗法制度开始土崩瓦解，资本主义势力弥漫整个俄国。在当时社会风气的浸染下，少年也萌生了一种敛财欲与发财梦。他把这种金钱万能的思想名之曰“罗斯柴尔德思想”。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是当时法国的大银行家和亿万富翁。少年的志向就是做一名俄国的罗斯柴尔德。他因有这样的思想而自豪，认为自己有抱负，有理想，不同于芸芸众生。他自以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金钱能使最微不足道的人平步青云，变成人上人。他说：“金钱是一种专横的势力，同时也是最高的平等……金钱能使一切不平等成为平等。”能使他为所欲为，要什么有什么：可以住豪宅，蓄家奴，可以吃山珍海味，可以让千娇百媚的女人投抱送怀。“不是我往贵族堆里钻，而是他们对我攀龙附凤；不是我去追女人，而是她们争先恐后地蜂拥而来，献给我女人所能献出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