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分手，几个律师去了德州，我同另几个回国，在三万英尺的高空，看了这部锋利的电影。新闻片和法庭片，是我影碟收藏的两个拳头产品。当导演把法庭径直搬到直播厅，你想我有多么爱不释手。尽管演导编都缺少大牌，但有时只是一个构思，就激动了你的情怀。
故事也放在德州，因德州仍有死刑，小布什当年也因拒绝特赦，而享有“德州屠户”的恶名。州长和电视台老板，策划了一出“全民判决”的实境电视节目。三个小时，在演播厅内施行审判。九百万观众，成为人群中最浩大的陪审团。无数男女在一小时内拨打电话，点击网站，以最直观、最感性的方式，论断被告有罪。法官宣布死刑判决，一周后，一千一百万人，在网上付费观看了死刑直播。
倘若这是真的，大概会是继苏格拉底被501人的雅典大陪审团判处死刑，和拿撒勒人耶稣被犹太群众和罗马总督判钉十字架之后，人类史上第三起标志性的、当众羞辱司法正义的群众谋杀案。尽管被告的确残忍地杀死了一名节目主持人。
剧中的辩护律师叫山姆。1991年，另一个叫山姆的美国律师，和他两个朋友回应苏东的溃败，追随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异象，成立了著名的基督徒律师组织，“辩护国际”（Advocate International）。他也参与另一个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督徒法律团体”（Christian Legal Society，简称 CLS）。我参加的，就是这两个NGO四年一度的“全球基督徒律师大会”。150个国家，近千名律师、学者，借用CLS的宗旨来描述这群法律人的理想，是最恰当不过的：
Seeking justice in love of God（在上帝的爱中寻求公义）。
好撒玛利亚人，是福音书中耶稣回答刁难的寓言。旧约说，一切律法的精髓，是爱神和爱你的邻人如己。有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人呢。耶稣便以犹太人的仇敌撒玛利亚人设譬，说一个犹太人在路上，被强盗打得半死。一个祭司过去了，没有伸手；一个利未人过去了，还是袖手。一个撒玛利亚人却停下脚步，为他包扎，送到客店，将随身的银两托付给店主。好比是说，一个垂死的中国人，领导先走了，老板过去了，爱国主义者游行了，一个日本人却停下来，没有把头撇过去。耶稣反问，你说谁是那需要帮助者的邻人呢。
直到如今，我们的法治观，还是立不起两样根基。一是正义，一是爱。关于前者，人们会问，正义真有普遍性的标准吗。等于是说，世间真有正义吗。好撒玛利亚人的意思，就是不能把头撇过去。老祖宗说，人皆有恻隐之心。但在我们中间，“人”却下降为低于民族政体的一个概念。法律界最可悲的格局，就是90%的言说，都出自没有价值立场的衡量。如果非要修改一篇论文，首先被抛弃的，就是作者的价值立场。就像一个大学生，如果考公务员，要撒的第一个谎，就是他的信仰。
关于后者，人们问得更直接，法律和爱有什么关系呢。在当代中国，justice in love，是陌生到一个地步，甚至显出几分诡异的说法。赦免，也成了一个久违的、似乎只与君王特权相关的古代概念。我们学了一个法治的形式，然后手足无措地，不知道把“赦免”摆在什么位置。
这次全球基督徒法律人的汇聚，见到三个心仪已久的人物。一是弹劾克林顿的前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他演讲的风范令人着迷。一是国际监狱事工的创办人寇尔森。尼克松“水门事件”中最臭名昭著的幕僚。在狱中，他读到路易斯《真实的基督教》一书，幡然悔改，受洗信主，成为水门事件后唯一公开忏悔的当事人。寇尔森不但成为著名的福音派作家，也从此致力于在狱中传福音，办查经班，让服刑犯学习自我管理。今天，国际监狱事工在全球140多个国家，上千座监狱中，每年带领数千人成为基督徒。
他的故事也到了德州。小布什在德州监狱内划出一个区域，允许寇尔森的监狱团契独立管理。当年，布什州长手牵一位杀妻犯，在狱中齐唱《奇异恩典》的照片，曾广为流传。十年后，寇尔森带着这位修完圣经课程的杀人犯，进入白宫，再次与布什见面。他在书中这样写道，30年前，我是一个背弃了国家和正义的罪人，走出了熟稔的罗斯福厅。今天，我却带着一个重刑犯回到这里。寇尔森说，多么奇妙的改变，二百年来，这是第一次尚在服刑的杀人犯，进入白宫。
在电影中，电视台为操控舆论，设计伪证，误导山姆相信被告无辜。却在现场直播的最后关口，忽然拿出谎称遗失的现场录像带，在电视上播放。山姆在最后陈词中，悲愤地对着上千万观众说，不要杀死我们的司法制度，不要判他有罪，因为正当的程序被违反了，我们没有给他机会。
审判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事。如山姆说，请记得，你们不是决定让他去一个海岛，是要决定让他从地球上消失。所以在旧约中，摩西说，“审判是属乎上帝的”，《诗篇》甚至把世上的审判官称为“诸神”。这就和英文中直接把法官称为“Justice”一样。
不确信公义的普遍性，就不理解“Justice”这一对法官的、实体正义意义上的称谓。我想，一个不信仰法律之正义的人，怎么敢一秒钟背着这个头衔呢。但一个不相信爱的永恒价值的人，也无法理解程序正义的真实涵义。爱与仁慈，不是法律的一部分，而是法律的统领。justice in love，就是justice in procedure（程序中的正义）。
我见到的第三个人物，是约翰·罗伯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二百年来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这位强硬的保守派，几十年前做过前任奎伦斯特的助理。到底，一位敬畏上帝的首席大法官，对司法体系意味着什么。对这个世代意味着什么。当我蹉跎几万里，落地后听见关心的案子二审开庭的消息，又能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仍活在这两种风险之间，舆论中的“全民判决”，或现实中的“司法暗杀”。当一个仇恨社会的公民，以暴行成为一个体制的造反者时。我们到底要怎样对待他，才能区别一场正义的审判和一桩可耻的谋杀。信仰法律，到底是信仰什么呢。对上海的法官或成都的一年级大学生来说，这问题都一样尖锐，一样难过。
2008-10-14
